尽管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已取得非凡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中，依然强调了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这是极为清醒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指出，要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付出巨大努力。事实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
外部风险的挑战
或许并非巧合，今年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0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两大事件给整个世界带来持久的沉重打击。尽管中国擅长处理这些危机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但这些危机持续的战略效应只有到现在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中国正在制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战略，这二十年中世界经济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对当时尙显脆弱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一剂良药。随着出口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4.5%增长到2006年的3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这三十年里也达到10%。这其中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中国出口的日益强大以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幸运的机缘巧合——天时与地利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的改革举措是促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成功的重要一环，尤其是2001年之前，中国大幅削减关税以满足“入世”要求。但出口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需要生产力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促使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所占GDP的比例在21世纪初期超过了40%。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大举外债来资助其投资项目，中国的投资繁荣大部分依靠自筹资金。在全球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前，中国国内储蓄激增，所占GDP的比重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50%。
中国的新认识
中国领导层已经关注到这种传统增长模式是否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持久动力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不平衡和不充分”，其内涵是中国经济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突出服务、创新和消费等新的增长动力，才能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当前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是在目睹外部世界的风险后得出的。他提到，“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确，回想起来，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向世界提出警告，全球贸易正在经历长期的严重衰退，现在这一情形也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余波中展开。
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奇迹的第二大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的强劲需求，这使得中国作为当前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可以向世界各地分销商品。但在这个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世界，对外出口的外部需求基础已经变弱。
2009年，全球贸易史无前例地下降了10.5%，直到现在，全球贸易增长依旧乏力，使得原先剧增的贸易轨迹变得平缓。在2009年至2017年的这段时间里，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率为3%，是1980年至2008年这一时间段平均增长率的一半。
全球经济迟早会恢复，但现在看来前景仍然渺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第一次在其最新的预测中调高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7%，这并不是很大的安慰，这一数字只相当于1965年后的趋势增长率。此前的五年内，全球经济一直保持低于趋势增长率的增长。
这一结果同十九大报告中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忧虑是一致的。近期民粹主义者“去全球化”的潮流也表明，外部风险已经决定了中国经济完全依赖曾经不可阻挡的全球贸易势头的传统模式存在风险。
向内汲取力量的大国之路
历史经验教会我们，国家只有从国内汲取力量才能强大。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曾在1989年的著作《大国兴衰》中阐述了这一论点。他不仅强调了相对经济实力和全球稳定之间不稳定的相互作用，还提出要注意“地缘政治过度”——国家试图向外部世界扩充其影响力，却忽视其国内发展基础。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将2020年至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十五年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直面国内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的平衡。报告要求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中国经济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以往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困难期。如果国家仍旧固守早期的发展观念，照搬别国的创新成果、满足贸易伙伴的外部需求，就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正致力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最后，全面开放依然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教训都表明了完全依靠外部需求增长模式的风险。认识到中国在发展第一阶段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中国在新时代阐释新的发展模式将变得愈加重要。(作者是耶鲁大学教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著有《失衡：后经济危机时代再平衡》，本文由刘杰翻译)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