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1岁的奥地利外交部长库尔茨15日成功当选该国总理，刷新了此前由39岁的马克龙保持的欧洲政坛最年轻现任领导人纪录，可谓没有最小，只有更小。此前，意大利、冰岛等国都出现过年轻人主政的事，看来，“老欧洲”正越变越“嫩”了。
政坛“变嫩”现象折射出欧洲政治变革的无奈。人、政党和体制是理解欧洲政治的三大变量。通常情况下，欧洲政坛是换政党就换人，但现在换政党不灵了，又无法进行体制改革，只好换人，于是年轻政客纷纷登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带来变革的期待。一些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政党也在这波潮流中异军突起，堂而皇之地参政议政，甚至联合组阁，比如极右翼的奥地利自由党就可能被库尔茨挑选联合执政。
换政党，是因为传统的左中右格局难掩欧洲当下的社会矛盾;换人，也是因为“老面孔”窒息了欧洲的变革。于是“年轻政客+右翼”成了当下欧洲的流行政治风景。这意味着什么？又将把欧洲引向何方？
欧洲一体化能够清除一战、二战的地缘政治、极端意识形态遗毒，却清除不了欧洲人千年来对伊斯兰的恐惧。这种恐惧是移民、难民问题的本质所在。奥地利地处欧洲中部，是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在历史上塑造了奥地利独特的区位优势——联系中东欧、紧挨巴尔干国家。这一地理优势如今则令奥地利成为难民潮的过路站，是库尔茨打着“奥地利优先”、拒绝接受欧盟难民摊牌及减税的口号上台的基础。
奥地利是永久中立国，1995年才加入欧盟，对欧盟的认同感本来就不高。二战后，奥地利成功地把希特勒说成是德国人，把贝多芬说成是奥地利人，没有彻底清除纳粹余毒。极右翼背景的奥地利自由党之所以有可能与库尔茨领导的人民党联合组阁，开欧洲风气之先河，就是这个原因。
欧洲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安全风险与经济竞争力下降，恐袭、难民与移民问题只是其表现形式。欧洲传统政治体制已无法有效应对安全、经济的两大挑战，靠换人、换政党都不行。年轻政客在竞选中讲几句包含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味道的口号，也只能暂时转移选民的注意力，至于他们能否真如老百姓所期待的不落俗套，出真招、实招，带给欧洲以希望，目前看都还是未知数。
传统上，欧洲“强社会、弱政府”的模式足以让社会市场经济运作良好，不管是“老面孔”还是“嫩面孔”，谁上台执政，哪个政党上台问题都不大，只要平衡好各派利益就行。但如今的欧洲危机重重，许多问题积重难返，靠年轻政客那几句本国利益优先、封锁边界、排斥移民的口号恐怕无济于事。
政坛“变嫩”现象折射出欧盟的困境。在欧洲，多元文化和难民政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攻击。奥地利、德国都发生过纳粹团体示威的情况，恐怖袭击与极端思潮交织，令欧洲在开放与保守间左右为难，这种困局产生的根源和出路在哪里？
这些年，全球化造成欧盟跨国流动提升，冲击原有秩序。全球化的新面貌不但威胁到西方的制造业岗位，也触及许多服务业岗位。互联网令跨国业务发生改变，产生新型的赢家和输家，造成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各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分化加剧。面对新型国家崛起和世界变迁，欧盟国家民众普遍对未来较悲观。
由于少子化和老龄化，欧盟以往对移民问题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随着穆斯林移民大幅增加，欧洲多元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刺激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崛起。欧债危机直接冲击了欧洲的社会体制，导致大规模失业与社会福利的削减，等于拔掉了应对全球化负面效应和欧洲治理难题的安全阀，导致现有的欧洲治理体制在应对危机时捉襟见肘。
危机后的十年中，极右翼势力把自己打扮成紧缩政策、欧洲一体化、民主体制和全球化的受害者，欧洲政坛出现极右翼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同流合污的局面。他们将开放、包容、多元的欧洲视为欧洲各国面临诸多危机的根源，而非解决方案。拿移民当作替罪羊的理论在社会下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成为对开放社会与全球化、一体化负面效应的政治宣泄。
此外，欧洲文化与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民族主义理念重新受到关注，这也有助于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总体来说，欧洲的本土文化与欧洲认同受到外来文化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冲击，面临难以调和的矛盾。推崇文化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欧洲表面上开放包容，实质上却陷入自我身份的混乱。欧洲宣扬的普世价值要求尊重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但欧洲人大多又认为伊斯兰文化不愿改变自身，不愿同异质的欧洲文化相容。因此民众更容易接受极右翼势力主张的民族主义理念。
“欧洲之父”让·莫内曾感慨。“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的确，欧洲之痛，源于不通。可以预料，这种困境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从长远看，欧洲一体化信心正在回升，重回正轨是迟早的事。欧洲政坛的“变嫩”现象就是这种过渡期的彩虹，终究不可持久。(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