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北京学者”名单日前公布，14位高端领军人才当选。今年的当选者，除了享有老办法：支持经费最高每年百万、使用具有自主权、周期内不考核等；还将适用新待遇：工资总额不受限、退休时间可延迟、当选院士后支持继续……专门修订的试行办法，加强了激励保障和政策松绑，引来舆论一片点赞。
创新必然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而良好环境无疑需要一系列扎实有力的政策来营造。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在这方面积极走在前列，推出了不少好政策、形成了不少好经验。“京校十条”“京科九条”，着力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明确转化收益七成以上归科研人员；《进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瞄准增加科研人员的“获得感”……各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都剑指一段时间以来的体制机制束缚，致力为科研工作者创造宽松自由优厚的环境，让他们少为杂事琐事劳神，充分享有创新工作的回报。数据显示，近五年本市研发经费支出增长39%，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两倍多。这样的同向增长，自然不会是巧合。
科研创新所需的良好环境，应是稳定且长期的。“北京学者”计划中的三年、六年的人才培养周期，在同类计划中已属较长。但细想起来，许多带有突破性的原始创新，从萌发到形成的时间恐怕都远长于此。某种程度上，科研创新像是冒险的探索，哪条路能走通在走通之前皆属未知，具体情况很难单纯以时间刻度来考核。支持科研，必然需要尊重其灵感瞬间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不以出成果为名义干涉、不用刻板制度来约束，更不能不顾规律、急功近利。将这些考量更好融于相关制度、政策之中，并最终营造起尊重科学、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才能更好推动科学研究。
明者远见于未萌，支持科技创新也需要多些远见。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30至40岁是科技人员精力最为丰富、创造力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出成果的关键期。但现实中，尚缺成果的青年学者往往难获政策倾斜，缺少必要的资源支持；功成名就者则广受“关照”，甚至出现资源过剩。解决这个矛盾，需要相关政策发挥好孵化作用，适当向那些初出茅庐的科技工作者倾斜，扩宽其成长路径，助其脱颖而出。尽最大可能营造适宜创新生长的环境，我们定会早日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繁荣局面。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