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淼: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采取减税、定向降准等举措,激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但并非“死题”。小微企业发展离不开财政金融支持,需要激励金融机构发力小微业务。会议提出,推动国有大型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在基层落地,对落实小微信贷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并适当给予再贷款支持。这些举措可以优化对小微企业的风险防控,建立起与小微企业相适应的融资担保、风险处理等机制,提高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意愿。
郑万春:
小微企业融资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品种少;二是小微企业获得银行授信难;三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价格高。银行业运用金融科技可以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首先,银行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努力向“商业银行+交易银行+投资银行”转型,为科创型小微企业推出投贷联动业务。其次,银行积极应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发展场景金融,利用网上沉淀的大量经营数据,为小微企业客户精准画像,让数据资产成为小微企业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资产”,有效提升其资信水平。再次,银行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适应新形势下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模式,创新线上信贷产品研发,优化风险评估机制,针对小微企业客户的信贷业务,提供贷款申请、电子合同签订、提款和还款等一揽子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
周俊生: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国有大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贷款定价的较低承受能力,以及更高的违约风险和管理成本,都是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提不起兴趣的原因。如何调动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成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点。此前,银监会等已经要求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一些省市也建立起国家融资担保机构,这些措施为国有大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在此基础上,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在国有大银行和小微企业之间架起了资金融通的桥梁,这对于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问题,改善小微企业的经营,将体现出积极效果。
李国梁:
新常态下,双创成为驱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创新创业汇成浪潮澎湃,通过放权让利的“减法”,调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的“乘法”。建议在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产业、生态治理方面找寻推动经济的产业着力点。在生态治理方面可以推出与生态治理相关的产业引导政策、鼓励研究机构与中小微企业积极参与生态治理与保护、通过减税降费和奖励政策鼓励企业提质增效。
隆国强:
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快速转型升级的时期,为很多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了新的需求,无论是技术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新旧动能转换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无论从落实中央的新发展理念和战略部署,还是实现发展阶段的跨越,培育新动能,顺利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都是一件影响全局的大事。要深刻理解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意义,牢牢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等重要战略机遇,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和政府作用等三方面关系。
李曙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后,破产法登上舞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是去产能,去产能的核心是处理僵尸企业,而处理僵尸企业的核心就是让破产法发挥功效。所以可以说,破产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核心。然而在破产法实行的十年里,中国市场经济无论是市场结构、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破产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亟待修改。首先可以修改一些技术性的条款,完善一些制度层面的东西,比如管理人制度等。
陈春花:
全球化的环境中,企业不能再单个作战,同时企业也不能仅凭单个要素获得成功,系统能力才是企业必须具备的基础。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具备系统能力,就是要看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能否遵循市场标准,能否彼此完全协同,能否延伸到供应商、分销商和顾客那里。如果借用价值链的理论,就是要看企业内部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是否都可以提供市场价值,它们要能够承担外包的任务而不是让自己被外包掉。中国的许多企业还不能够按照内部市场化的办法处理企业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关系。只有内部能力外部化,强化内部服务对价值链的贡献和整合,才能真正具备系统能力。
周文渊: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金融机构迫切需要新的手段提升精细化和多样化管理能力。CDS(信用违约互换)具有极强的资本缓释功能和风险对冲功能,必将在中国迎来大发展。CDS本质是信用风险从非金融企业主体向金融主体转移。CDS可以有效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资本金的管理效率,特别是新的CDS配套制度方面强调部分国有大行可以采用内部评级法来计量风险资本,而CDS可以在其中发挥较大的节约风险资本的功能。在内生需求和制度完善等东风皆备的条件下,一旦市场启动,CDS必将迎来快速发展阶段。不过也要采取措施限制CDS的交易过于集中于大型银行,鼓励均衡发展,并要避免CDS的投机化。
孙昌岳:
知识产权尤其是以技术创新成果为内核的专利,是影响一个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当前,国内市场存在不少假货和山寨产品,让“中国制造”处境尴尬。一方面,收入利润微薄缩减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空间;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也导致企业不愿或不敢加大研发投入。让更多的“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关键在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引领作用。从国际经验上看,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实现创新价值的重要载体,是世界贸易强国得以保持其产品地位、发挥话语权优势所在。我们要让知识产权成为中国品牌的有力保障,就要打造更好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的法治、市场和文化环境。
(本栏目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