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推动“双创”深入开展，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之所以保持在合理区间，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放管服”改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刘艳：
“放管服”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制度。前一阶段，我们已经把相对静态的放权以及优化管理的规范制度进行了制定，现阶段更多是将其落实到动态工作流程中。从整体来看，“放管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很多老百姓及企业都感受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整体流程的简化。但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过去的放权可能更多是一种粗放式的权力下放。在未来的一些环节上，要让公众互动，参与到“放管服”的优化过程中，由此推动“放管服”进一步升级。
张定安：
“放管服”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理念，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化。“放”的核心是政府角色定位问题，难点是如何补缺位、纠错位、控越位，目的是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管”的核心是政府管理转型问题，管理变革要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科学技术新进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目的是建设现代政府。“服”的核心是在“放”与“管”的全面深刻变化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服”既是改革举措，也是改革目标，目的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汪玉凯：
最大限度地排除“放管服”改革中的阻力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二是要克服政府自身的障碍。既得利益不仅反对改革，也激化了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放管服”改革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而政府自身对改革的阻力同样不可小视，其集中表现在观念阻力、行政审批改革阻力以及部门利益阻力三个方面。注重克服阻力，就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条件。
柴利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政府“放管服”改革是一个整体系统，不论是社会治理还是经济治理，都需要有一套完善、规范和健全的监管体系。因此，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后，政府职能要更多地转向监管和服务上来。要把监管和服务融为一体，在服务中监管，在监管中增强服务，确保“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吴晓灵：
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好的思路应该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同时，通过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完成。计划经济通过指令管理一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政府学会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这种政策协调不仅帮助中国克服了国内几次经济过热的冲击，并且抵御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提醒政府需要控制政府债务的增长，并担负起宏观审慎管理的任务。
陈中涛：
6月制造业PMI中的主要分项指数多见回升，结合前两月数据看，二季度PMI指数走势基本平稳，显示经济稳定向好的基础趋于巩固。当前，由于企业效益改善，生产扩张意愿增强，生产增速回升明显加快，供需差距呈现扩大迹象。二季度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平均水平差距1.3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特别是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6月明显回升，整体回升2个百分点，这种态势不利于巩固去产能、去库存成果，不利于保持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魏革军：
大型银行与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合作，有人叫好，自然也有人质疑。质疑者认为，强强联合可能引致金融服务市场的垄断，损害中小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大型银行与大型网络科技公司各有优势，并非同质叠加，而是互补融合。大型银行在传统融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物理网络、传统客户等方面有长期积累，在生产端拥有大批传统客户；网络科技公司在普惠、渠道、体验、快速支付、空间想象方面有独特创新，在消费端拥有大量新兴客户。二者联合有助于拓展金融服务产业链，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社会性。
巴曙松：
从传统上看，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高风险性与银行信贷传统的审慎信贷文化有一定的不一致性，小微企业能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数量受到很大限制。但从现实上来看，多数小微企业集中在流通商贸、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虽然抵押品不足，其盈利能力却具有持续性和保障性，属于优质的目标融资客户，在商业银行鉴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多种民间融资平台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实际上在占据小微企业服务市场，并获得丰厚利润。实践表明，零售银行业务综合服务能力以及相关的风险防控能力，成为商业银行能否介入这一市场的门槛。
张新红：
我国发展分享经济优势何在？一是转型发展的强大需求，分享经济是解决交易成本高、资源效率低、产品不对路、服务水平差等供给侧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二是网民大国优势，2016年我国网民人数7.31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6.95亿人，众多分享领域都可轻松在全球排名中拔得头筹。三是中国互联网领先企业的成长路径为分享经济初创企业提供了经验和信心。此外，我国历来崇尚节俭，这也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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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