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时间内，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业工作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的首选，大学生们普遍认为在一线城市就业工资待遇高、发展机会多、公共服务环境好，即便解决不了户口、拿不到正式的用工合同，仍有很多人义无反顾坚守北上广，甘心做“北漂”。但是，这样的情况近年来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大学毕业生的“一线城市情结”明显松动，越来越多的人将“新一线”城市作为就业首选。据最新的媒体报道，2017届应届毕业生签约新一线城市的比例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持平。此外，这些毕业生中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达到37.5％，高于希望到一线城市就业的29.9％。还有研究院发现，在2017年一季度人才净流入排名TOP10城市榜上，杭州排名最高，人才净流入率达11.78％，武汉以6.79％排名第三。成都则排名第七位，高出北京0.5％，仅比上海低0.02％。
大学毕业生就业“一线城市情结”的松动所带来的人才在城际间流动趋势的变化是值得关注也是可喜的变化。大学生的就业和找工作选择，貌似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根本的制度问题。什么样的制度环境，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才流动模式。传统的一线城市具有高收入、高待遇的经济制度优势，这对人才流动是天然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北上广深其他资源也是其他一些城市无法比拟的。那里的发展制度更加灵活多样、用人制度更加阳光公开、社会制度更加公平有序。总之，良好的用人环境决定了人才的就业目的地选择。
现在，大学生把更多的就业目光投向了杭州、武汉、成都、重庆、苏州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在人才竞争战中的崛起是它们城市硬件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软性城市制度提升的直接结果。首先，这些城市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城市，快速发展的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提供了良好的创业机会。这体现出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缩小，甚至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我们看到，这些崛起中的城市为青年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这些经济制度的优势在很多方面赶超了老一线城市。
其次，新一线城市的社会政策红利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户籍制度。随着一线城市比如北京对户籍的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大学毕业生希望通过户籍来享受城市发展资源和福利的机会越来越少。而新一线城市或者其他城市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这样的政策工具发挥制度优势扩大对人才的吸引力，使人才能安心就业和创业，并享受到相应的高质量城市公共服务。而这种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化又是城市整体人文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是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的结果。城市管理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能力越强，反过来又更能促进人才的流入。
第三，这种流动性变化也是这些城市人才制度和用人制度软环境变化的结果。当优秀毕业生不再担心自己的简历投放“一简没”，不再担心到大企业面试一轮游或“当备胎”，不再到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被黑箱”，谁都知道这是人才聚集和吸引的效力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也是社会公平发挥其制度优势的时候。
总之，“一线城市情结”的改变，人才流动趋势的多样化，体现的既是新兴城市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果，也体现了城市管理制度的结果，还反映出城市的社会制度建设的结果。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乐于也期望见到越来越多的城市能在这些方面都有更多的制度成就。
（范永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