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界：
政府要采取切实举措，帮助企业解决实体经济创新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增强企业对最优生产规模的理性决策力和自主控制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积极破解民间资本依法进入相关战略重点领域的各种隐性壁垒。加快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对冲各种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的冲击，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回报。
曹德云：
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大致有四种方式：一是通过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对实体经济进行间接融资；二是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对实体经济直接融资；三是通过股权、债权、基金等载体，对实体经济项目融资；四是通过拆借、回购，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
杨三喜：
良好的营商环境指什么？世界银行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政府清晰、透明、高效的监管规则，即进行有效的监管，保障市场的健康运行，同时不对企业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减轻企业运营成本。只有营造一个法治化、市场化的环境，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企业才能“引得来，留得下”。
卓尚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国际金融动荡时有发生，但中国多次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冲击，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金融业总体上是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运行。
盛松成:
外汇占款扩张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具有被动性。由于外汇占款是商业银行向央行结汇形成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端的扩张，导致了负债端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的增加，从而导致基础货币被动增加。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新增的存款是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在央行，商业银行可以随时动用这部分准备金向企业发放贷款、进行信用创造。因而，在外汇占款大幅增长阶段，人民银行通过对冲操作，向商业银行发行央票收回货币，以部分抵消外汇占款增长对基础货币的冲击。
谭浩俊：
按照A股目前的情况，指望通过养老金入市来改变低迷格局、转变胶着状态，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A股的问题，决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投资者的信心问题，是投资者敢不敢投、愿不愿投的问题。而造成投资者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则是市场本身存在比较多的缺陷。譬如退市和赔付。
宋清辉：
自贸区债券市场的发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将会在我国债权市场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桥梁与纽带的积极作用。在岸的离岸市场一旦建成，有望成为自贸区债权市场创新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在中国债权市场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这将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褚福灵:
社保缴费是与参保者退休后的待遇相关的，只有达到一定的缴费水平，才能达到较好的待遇水平，如果缴费水平过低，则其养老金水平较低。也就是说，缴费水平要随着平均工资的提高而提高，未来的待遇水平也会跟着提高。
程实:
一方面，由于上半年的经济反弹改善了企业盈利，“三去一降一补”将在下半年加速推进。至今年年底，清理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杠杆和政府“放管服”改革预计将取得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十九大的召开有望为国企改革和税费改革注入新动力。通过加快国企混改试点与推广，去除行政垄断、弥补经济短板；通过加码税制改革和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激活民间投资。由此，阶段性的“三去一降一补”改革成果将转化为长效化的制度红利，释放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潜力。
徐忠:
对不同形式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应差异化应对。对违反监管规定的所谓金融创新，应严格执行监管规定进行取缔；对确有创新价值的，应按照功能监管的原则，施加统一的监管规则；对暂难以准确定位的金融创新，监管者要有预判、有预案。
林火灿:
去产能工作表面上看是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本质上则是要提升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而去产能。在推进去产能的过程中，必须统筹好去产能、兼并重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优化布局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减少无效供给，持续扩大有效供给，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周天勇：
中国比较特殊的是，财富收入向城镇流动集中，财富收入差距是由城乡户籍、土地、不公平的公共服务造成的。中国巨额财富拥有者和中产阶段，由从事房地产和投资住宅所形成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从中国基尼系数的结构看，城镇居民内部的水平并不高，农村居民内部的水平也不高，可是将两部分基尼系数合并计算，就高出很多。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贡献了中国基尼系数的60%多。
许云峰：
中国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已不低。房价的上涨虽然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但对于居民生活和社会需求而言，都不是好事。多份统计显示，中国居民财富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上，如果工薪阶层负担的房贷过高，其消费水平自然受到限制。鼓励农村去库存更是非常不可取，因为中国的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保险，买房的钱原本就是养老的钱，如果将毕生积蓄付之于一两套房产，老有所养将面临风险。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