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先生在高铁二等座上笔耕不辍的照片刷屏网络，感动无数网友。照片中，白发苍苍、脚穿旧皮鞋，专注于修改文件的老人，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刘先林，他今年已经78岁。网友称他为“高铁二等座最高贵乘客”，直呼“又见扫地僧”。（6月14日澎湃新闻）
“二等座”“旧皮鞋”“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一些标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呈现出一种有违惯常认知的冲突感。这也正是这张照片瞬间走红的重要原因。与此前“扫地僧”院士李小文的遭遇一样，舆论对“二等座院士”刘先林，也表达了一致的点赞和抒情。在习惯讲究排场、身份的今天，一位老院士放弃本可享有的一等座待遇，主动“降座”到二等座，且过程中还不忘工作，确实堪称是一股清流，当然配得上舆论的称赞。
但若只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单以不坐一等座来评判一位院士的“道德操行”，也终究是肤浅的。在我看来，除了卓越的研究贡献，刘先林院士身上最弥足珍贵的一点，还是其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
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的回应，刘先林之所以放弃一等座，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不能乘坐一等座的同事交流。换言之，“降座”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此外，据说刘院士在火车上工作是常态，为了省下更多的钱搞科研，他还拒绝为自己配司机。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无论是坐二等座，还是生活上简朴化，刘先林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这种种表现，都反映出其作为学人的专注和投入。而这一点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是比较稀少的。因此，致敬刘先林这样的院士，不是说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像他这般简朴，不爱名利，而是说，学人对于科研的投入与付出，至少要能够与其获得的名利相对等。而这一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精神，其对任何职业者的要求都一样。
一定程度上，“扫地僧”院士也好，“二等座院士”也罢，他们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他们所展现出的风范和形象，契合了物欲时代人们心中对某种纯粹东西的渴望。比如，对工作的专注，对专业的敬畏。对科学家而言，职业特性要求他们必须能够坐得了冷板凳。虽说不一定要表现得如刘文林院士这般突出，但尽量远离舆论场的喧嚣，终究是必要的。
因而，刘文林院士现象所带来的真正思考应是，我们的科研体制，是否能够真正让那些甘于奉献，坐得了冷板凳的科学家不吃亏，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自己的专业。科学家也是凡人，不必遵循特定的生活模式，可以有像刘文林、李小文这样的“隐士”院士，也可以有站在聚光灯下的科普达人，但有一点应该坚守，那就是作为学人该有职业精神。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围观“二等座院士”，最大的公共价值，也在于从这样一种传统的学人精神和状态中，习得一种专注的职业精神。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他，才不会让围观变成打扰。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