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
必须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强调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大政策的国际协调,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不断加剧,使得金融业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部分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特别是结构复杂的信用衍生品过度发展,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影子银行过度膨胀,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重视实体经济,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各国研究制定金融改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王黔:
对于中国目前所经历的金融去杠杆过程,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部门的分工和协调机制。二是我国金融业正处于从分业向混业经营的试点阶段,整体金融系统关联性上升,这就需要根据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稳妥规划不同金融领域的布局和发展。要建立起必要的防火墙措施,做好不同金融业务领域之间风险传导的防控工作。三是要处理好风险监管和金融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黄志龙:
金融风险防控标准化要做三方面工作,一是各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信息共享,信息接口无缝链接;二是金融行业的经营、财务、风险控制等指标的统一和标准化,甚至与国际标准相统一;三是密切关注国际金融风险对国内金融行业的冲击。
赵亚赟:
金融风险防控标准化工程应该先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数据库,以大数据征信系统、深度信贷决策引擎系统等新技术为核心,参考国外经验,结合传统风控经验,建立起一套风控标准化体系。具体来看,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数据库,建立全国金融机构共享的征信系统,统一金融风控标准,各大金融机构的数据库与国家监管部门风控系统直接连通,建立即时预警系统等。
史育龙:
当前,新型城镇化正在加快推进,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受传统思维惯性和体制机制束缚,新型城镇化蕴藏的新动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当务之急是彻底改变重物轻人的传统城镇化观念和做法,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为切入点,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放松对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镇的限制,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附着在城乡二元户籍之上的差别化待遇,缩小城乡户籍的实质性差异。另一方面,降低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门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
魏后凯: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多元、质量提升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要确保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其中,增强区域发展的内生活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有利于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增强发展的均衡性,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提高供给效率和潜在增长率。
李迅雷:
今年实现稳增长应该没问题,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速为6.9%,全年应是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趋势,这与政策息息相关,货币政策从稳健回归到中性有收紧趋势。监管的加强更是政策收紧的一种体现,故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回落。具体来讲,制造业投资可能会回升,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回落,整体来看全年投资增速应该也会回落。
汪同三:
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渐式微的新形势下,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必须挖掘新动能、激发新动力。新动力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仍然要从深化改革中来。只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持续调整生产关系,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力,收获丰厚的改革红利。所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汪克强:
近年来,我国从多方面积极优化创新生态系统。首先是优化市场环境,推动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特别是商业模式创新。新科技革命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商业模式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跨境电商、分享经济等成为新时代“中国创新”的代表,为我国和世界经济注入了新动力。为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我国大力优化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激励与引导并重、宽松与规范并行的市场环境正在加速形成。
鲁政委:
金融体系天然具有亲周期特征。在经济繁荣期,银行信用往往加速扩张。而在经济萧条期,受坏账增加等因素的影响,银行信用可能过度萎缩。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意在平滑经济周期对信用增长的影响。在经济繁荣期提高对银行的资本要求,防止信用过度扩张。在经济萧条期释放资本要求,帮助银行吸收损失,避免信用条件过度恶化。
厉以宁:
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如此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数量为标志的增长方式,因为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去产能等问题,着重在改革。
曾智华:
过去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中国红利不断向周边辐射,特别是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包括各类园区的经济特区建设正在不断延伸。经济特区及产业园区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如果应用得当,可以成为促进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亚地区,得到了充分印证。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通过这一手段来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
(责任编辑:武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