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我和朋友约了去郊外爬山。到半山腰，朋友愉快地说：“好啦，追上大部队啦！”我抬头一看，前面石头上一群人，中间一位哥们儿坐着轮椅，笑眯眯地跟我们打招呼。
那是一群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博士，都来自同一个研究机器人的实验室。因此当下我大概就意识到，自己能从那位轮椅里的哥们儿身上，看见了一段怎样的人生故事：身残志坚的学霸，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影响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探索，造福社会……唔……还能开车带着实验室的同事一起去郊外爬山。
听着像一个能给中小学生作报告的励志典型，但在这儿，没有什么稀奇，也没有什么表彰，就是另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已。
这种低调常常引起我的兴趣。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朋友陈艾薇拉家常时告诉我说，“我老公他舅舅，有天开着车回到家突然就动弹不得，结果全身瘫痪了……”
“啊？”
“他现在整天开着一台机器人在家里走来走去，看着舅妈干家务……”
艾薇说，刚刚瘫痪的时候，这位舅舅能动的只有眼珠。通过拼字母，他告诉妻子，他想自杀。
“如果这真是你的心愿的话，我一定会帮助你。”舅妈对他说，“但是那之前是不是应该看一下你这辈子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吗？”
瘫痪之前，舅舅是一家公司的会计。他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大学里没读上自己喜欢的专业。
于是，接下来，他通过网络课程重新读起了书。
工程方面的学位读完以后，他从电视节目上看到了佐治亚理工学院有一个实验室在研究怎样通过人工智能改善残障人士的生活。于是他与实验室取得联系，成为团队的一员——现在但凡这儿的博士生脑洞大开，折腾出了什么能给人刷牙、喂酒、捡信用卡的机器人，都会先给舅舅试用一遭。舅舅会告诉一线研究团队他的想法和需要，帮助他们改进发明。
通过逐渐恢复的两个能动的手指加上眼珠，舅舅能操控机器人在家里走来走去，也能指挥无人机在院子后的小树林里飞来飞去看风景，或是给外地的听众做一个TED小演讲。
“最重要的就是他有自己的工作和使命了，是吧？”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艾薇认真地看着我，“不仅仅是可以继续生活，他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改善他的社群而出力。”
我一时说不出话。除了“一个人找回了自己生活的意义”这件事，这整个故事里还有太多其他细节让我惊叹了。
也许是国情的不同。艾薇的小外甥女，因为脑瘫，6岁了还没学会走路。来美国参加小姨妈婚礼的时候，家人顺便带着她看了医生。医生听说她们在北京每天要花6小时康复，吓坏了：那这孩子的日常生活怎么办呢？她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就该到处玩嘛，不要让她觉得自己特殊到有必要放弃日常生活了啊。
他们总有自己的生活。就算不能到场，在艾薇的婚礼上，通过机器人厂商的帮助，远在加州的舅舅还给新婚夫妇当了一回持着戒指的花童。全场宾客看着一本正经带上领结的小机器人托着钻戒一步步挪到新人面前。舅舅也看着大家，笑脸绽放在屏幕上。
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就是这样一次次在生活中遇到与自己不同的人，渐渐习惯遇到他们开着电动轮椅独自复印资料，独自购物，一起上课；渐渐地，也就不再稀奇于“一个残障人在做着和我一样的事”，也就对他们享有普通的生活理所当然了。到最后，庆幸的只是那一点：还好他顺利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虽然生活总还有些不同——准备下山之前，一个博士生拿出一条大围脖，道一声抱歉，系在电动轮椅上。坡度太陡的时候，大家都得搭把手扶一下轮椅。但是一伙人聊着天，顺着石子路说说笑笑地走过树林，到半山腰看看辽阔风景再走下来，总也不算什么难事。甚至都算不清谁帮谁更多些，毕竟开车把大家拉到郊外的还是这位残障博士。
艾薇最记得，在加州，脑瘫的小外甥女与瘫痪的舅舅见过一面。全家人带着他们一起去海边度假。有了照顾这一大一小的经验，原本因为文化、国别差异而颇有隔阂的两家人反倒颇有话可说。当大家在为他们忙碌的时侯，她听到舅舅的儿媳妇发出一声感慨：“我好幸运，嫁进了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这话连艾薇都被惊到了：舅舅的大儿子，也就是这位嫂子的丈夫，因为父亲瘫痪、家道中落，没能考上大学，转而参军。从战场回来，已经被炸弹轰得失去了10岁之后的记忆，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只有孩童的智力。
这样也能觉得幸运吗？
但在这个家庭里，那似乎只是另一段有点特殊但也让人充满感激的经历。在漫长的休养、康复后，这位表哥现在已经从一所医学院毕业了。
也许有点特殊，过程不免波折，但每个人终会有自己的生活。
说回上周爬山的博士大聚会。这些研究机器人的博士凑一块儿，常常会聊起中国的人工智能有多厉害：在国际期刊上论文发得是怎样不可思议得多，给学者开出的研究经费是多么高，产业的发展是何其迅速……他们似乎都在等着不久之后中国人工智能行业超越美国的那一天。但在那天，我并没为这些积极的判断而感到太多欣慰。
毕竟，在普通人如何生活的故事里，技术似乎是最不重要的元素了。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