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明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5日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团审议。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善于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里找答案，深刻理解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王岐山指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提到的“党政分开”一词，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不过，一段时期以来，“党政分开”这个词已经逐步淡出了官方的文件和表述，只是在学者讨论中国政治改革道路的时候，还时不时地被提到。既然如此，那么王岐山这次为什么又要重提“党政分开”这个词？他提到的“党政分工”又是何意？
实际上，无论是“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分工”，它所描述的都是一种党政关系的模式。所谓党政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所谓党政关系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职权关系，具体涉及党与人大、政府（行政机关）的关系。
党政关系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如“党政分开”、 “党政合一”、“党政分工”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被很多人用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跟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政分开”思想的误读有很大关系。当时讲党政分开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党政关系大体是从模仿苏联“党政合一”的模式来的，而苏联的这套模式存在很多的弊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过去“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当时为了解决这些弊端，在借鉴西方国家“党政分开”模式的基础上，邓小平根据几十年党政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党政合一”和实行“党政分开”的问题。党政分开的基本要求，就是科学地认清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范围，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党委不再对行政进行干预，集中精力管好大事，从而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党政分开”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语境，这就是中国要摆脱深受苏联政体影响而导致的“党政不分”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严重束缚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却在一段时间以来引起了一些误读，这其中既有思想认识不够的原因，也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故意混淆是非的原因。对于后一类人来说，他们或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不认同，或是出于其他的一些现实因素考虑，简单地将“党政分开”理解为党政之间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并借此鼓吹一些执政党要“放权”之类的错误论调。这种错误论调危害不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由学术讨论和技术路线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这些误读和曲解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党政分开”思想时所强调的，在讨论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时，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各有分工。而且无论怎么分工，所有考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改善并巩固党的领导。我们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王岐山这次鲜明地提出“党政分工”，并明确地指出在中国没有“党政分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以后，“党政分开”的论调可以休矣！
王岐山这次有的放矢、正本清源的讲话，不仅回应了邓小平同志“党政分开”的本意，也为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处理党政关系指明了方向。这条方向就是在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下，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政治实践出发，来厘清中国党政关系的逻辑。而王岐山指出的这条逻辑的主线就是要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行“党政分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间的职权关系进行合理分工和配置，实现党和政府既合理分工又互相协同，使党组织和国家政权都有效地运转起来。
王岐山提出的“党政分工”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它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对于认识中国、治理中国、发展中国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要深刻领会。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