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临汾市交警“罚抄写”的执法方式引发舆论关注。为整治非机动车闯红灯问题，临汾交警使出奇招: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闯红灯者，每人罚写100遍“红灯停、绿灯行”。据悉，这一做法现已被叫停，但争论并未停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认为:“只要社会效果好，都是应该鼓励的。”(2月22日《北京晨报》)
相比机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更是老大难问题。机动车闯红灯，有遍布大街小巷的电子眼抓拍，处罚也比较重，大多数司机都较为忌惮；而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电子眼无法抓拍取证，由此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以致闯红灯者习以为常且心安理得，让各地交管部门非常头疼。临汾交警使出“罚抄写”的奇招，确有某种不得已的成分。
但是，若严格从“依法执法”的角度而论，这一做法又确有可质疑之处。对公权力尤其是执法者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一条基本准则，也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在法律规定之外擅自设置的处罚措施，都有“于法无据”乃至“不合法”之嫌，哪怕初衷很好、效果极佳，也难免遭到民众的质疑。
显然，判断某种执法措施对与错的首要标准，并不是社会效果好不好，而是它合不合法、有没有法律依据。若单纯以社会效果为标准，那么“一律判刑”定能有效遏制闯红灯行为，而这无疑是极其荒谬的。
由临汾交警的“罚抄写”，让人联想到“罚看远光灯”——为整治滥用远光灯行为，一些地方的交警让违法司机“亲自体验”一下远光灯的威力。同样，这一做法因为社会效果好而获得一些人的支持，也因其于法无据而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罚抄写”和“罚看远光灯”说到底都是“法外之罚”，于法无据是其最大的、难以掩盖的硬伤。
实际上，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完全不必依恋种种“法外之罚”，而只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罚即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法常态化，提高违法行为被处罚的概率。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机动车司机滥用远光灯的，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记1分。相对于行人或非机动车闯一次红灯所获得的方便，50元罚款并不算少，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心疼；相对于司机滥用远光灯所获得的快感，200元罚款并记1分也不算轻，足以让绝大多数司机心有忌惮。
这就是说，法律所规定的惩罚措施其实已经够用，不需要“创新”，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执法没有形成常态化，以至于违法者被查处的概率太低，助长了很多人的侥幸心理。因此，就目前而言，“严查”比“严惩”更重要也更为有效，可以说，只要有一半的闯红灯、滥用远光灯行为能被依法惩处，那么它所形成的威慑力，就足以让绝大多数人遵纪守法。反之，如果只是零星执法，只有极少数倒霉者撞到枪口上，大部分违法者却逃脱了处罚，那么再严厉的“法外之罚”，恐怕也无法消除一些人的侥幸心理，无法打破“法不责众”的局面。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