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广场舞立规矩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规矩的可操作性，使管理责任尽可能的明确，确保规矩能被各方接受、利于执行
下月开始，新版《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将开始实施，居民在广场跳舞若被认定为扰民，或将受到治安处罚。近年来，多地出台相关法规和文件，从场地、时间、音量等方面为广场舞立规矩。一边是全民健身热潮，一边是因广场舞引发的矛盾冲突事件屡屡发生(2月22日中国新闻网)。
为广场舞立规矩，无外乎两个目的，既要满足“大妈们”的健身需求，又要保证广场舞不扰民。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立规矩容易落实规矩难，尤其是在管理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要使街头巷尾的广场舞规范起来，就更难了。在为广场舞立规矩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规矩的可操作性，使管理责任尽可能的明确，确保规矩能被各方接受、利于执行。
尽管北京市即将实施的新条例将“扰民或将受到治安处罚”作为规范广场舞的兜底性条款，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两大障碍难以逾越:一是该由谁来认定是否构成扰民?如何才能有效固定扰民的证据?二是该对谁进行治安处罚?是只针对组织管理者还是所有的参与者?这些都应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如果立起来的规矩最终无法有效执行，就无异于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
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了“噪音扰民或将受到治安处罚”的相关内容。我国治安处罚法第58条规定:“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在1997年就开始实施了，该法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这意味着，即使在没有单独就广场舞立规矩的地方，跳广场舞也必须遵循不扰民的基本原则，否则，音箱音量过大就是扰民，就有可能面临治安处罚，这些法律规定应当是跳广场舞必须遵守的基本规矩。
历史经验表明，当公众无法通过公权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往往就会铤而走险选择私力救济。这些年来，鲜有因跳广场舞扰民而遭受治安处罚的案例，可因广场舞扰民而发生的邻居鸣枪放獒、天降粪包、住户用高音炮还击等冲突事件屡见不鲜，背后的主要症结之一就在于广场舞扰民的管理责任主体不明，公众投诉渠道不畅。私力救济不当，稍不注意就会触及法律的底线。所以在防止广场舞扰民的过程中，极端方式的私力救济同样为法律所禁止。
要实现广场舞不扰民，就必须疏堵结合。在现有条件下，首先要合理划定专门的广场舞区域，并以社区自治为基础，在社区确定责任人员，加强监督管理。其次，要明确具体的职能部门，对外公布举报电话，切实担负起法律赋予的职责，严格禁止在非专门区域跳广场舞，一旦发现或接到举报，就要及时处理，尤其是对警告无效的要依法惩处，不能“法不责众”，更不能放任不管。只有责任真正明确起来了，才能让更多的人去遵守，广场舞才不会继续任性。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