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在上海开园，世界第二大主题公园环球影城落户北京，第三大主题公园派拉蒙则有望落户深圳……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愈来愈深刻的“主题公园化”色彩。
美国学者米歇尔·迪尔将这一新型城市化形态命名为“作为主题公园的城市”。传统的城市化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而“作为主题公园的城市”以洛杉矶、奥兰多等为代表。前者是以工业化、金融化为主导的城市化，后者则转向以休闲城市、娱乐城市和梦幻城市为形态的新型城市化。当下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走向都市社会、娱乐社会、消费社会，处理好“主题公园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打造出“乐园经济”的中国模式，对于促进城市更新和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我国有三波主题公园投资热潮，但三分之二以上无法收回投资，教训非常深刻。2000年以来，我国的主题公园迎来第四次进击。仅2015年，就有21个主题公园开业，另有20个在建，以华侨城、华强方特、长隆、万达为代表的主题公园开发逐渐形成品牌化、大投资、多梯队、连锁化、集团化的运营格局。据预测，2020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市场。届时，入场人次将达到2.21亿，是2015年的两倍。
与前三次热潮不同，第四次主题公园投资热不仅开发和建设规模更为巨大、品牌复制能力更强、主题类型和区位分布更具多样性、文化再现和产业集群度不断提高，而且主题公园的投资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化的“加速引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与快速城市化相伴而生的“乐园经济”正在呈现出独特的“中国模式”。
不过，中国的“乐园城市”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同质化。“同质化”不仅是造成此前数波主题公园投资热折戟沉沙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下城市空间山寨化、粗鄙化的祸首。多数大型主题公园声称要打造“中国的迪士尼”，但以国外风情为主、缺乏独特主题包装且“裸机运营”（直接从国外进口大型游乐设施，乃至粗糙拷贝）的模式必然走向衰退。不少城市在建设大型主题公园中，不深植地方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文化特色而盲目上项目，这些“盗梦空间”式的城市化总有梦醒时分。
二是粗鄙化。不少主题公园和城市开发不崇尚创造，而偏爱复制，艳俗建筑成为许多城市的新景观。这类建筑又有中西之分，西式以“欧陆风”为代表，中式以追求风水为本，两者都催生了超现实的建筑，让穿越时空的“迪士尼化”和舞台布景式建筑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不理解别国建筑的建造背景、不理解别国的文化内涵，而仅从外观和形象出发，难免带来“奇奇怪怪”的审美扭曲。
三是地产化。“公园+地产”俨然成为不少主题公园开发的主流模式。为了控制这些企业以旅游开发的名义开发房地产，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出台了多种规章制度。如何把握主题公园开发“合理的度”，处理好土地资源利用及其外部效益问题，避免主题公园沦为资本逐利的牺牲物，是新形势下主题公园发展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乐园经济”的发展需要更高、更开阔的视野，要从单纯的公园开发转变为深入促进旅游与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体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第一，推进“馆→园→城→基地”模式。以常州恐龙园为例，“中华恐龙馆（30亩）→常州恐龙园（590亩）→环球恐龙城（4500亩）→创意产业基地（12000亩）”的空间扩张和整合，带来旅游空间和城市空间不断进行功能的生产和叠加，形成了中国特色“乐园城市”的演进路径。它将主题公园从单一独立景点演化成大规模的旅游综合体和城市产业群落，正在成为国内主题公园的主导开发模式。
第二，以“乐园经济”带动旅游资源稀缺城市的转型。对那些垄断性旅游资源相对稀缺的城市，如江西南昌、安徽芜湖等地，乐园经济可以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催化剂。同时，相关主题公园通常选址在城乡结合部，能够充当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先锋。为此，主题公园的开发建设应该照顾到促进周边地区的土地用途性、供求性和投资性增值。
第三，加速园城融合，推进旅游与城市、区域发展的一体化。中国主题公园“第四次创业”的时代背景是极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这是欧美“乐园经济”未尝经历过的。主题公园有效促进了部分城市的经济重组和文化彰显，并借由旅游引发了城市空间和功能的变化。当下，需要进一步以主题公园带动城市产业群落和新产业空间布局，探索综合土地利用方式，加速“宜居宜游”新型城市化建设。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