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宇燕
开放带来经济社会进步、促进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深刻道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其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了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逻辑。他认为，经济发展无非是人均收入增长，而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他还指出，分工和专业化水平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如果省略中间环节，便得到了所谓“斯密定理”：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随后，大卫·李嘉图指出，即使某国在生产两种商品时都没有优势，但只要它生产与贸易伙伴相比差距更小的商品并拿来交换，双方同样可以获得福利改进。这种“比较优势”论，强化了自由贸易是经济繁荣基本源泉的理念。
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开放发展的朴素思想和理念。比如，《史记》载：“以所多易所鲜”。又如，《淮南子》载：“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工拙”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是一回事。“工”与“拙”不仅包含来自分工与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或劣势，而且暗示着比较优势或劣势，还与专业化生产引发的技术或工艺创新密切相关。“有无”与“多鲜”，更多是指生产者所处独特环境带来的要素禀赋优势或劣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和赫克歇尔提出的“要素禀赋”说与“有无多鲜”说，在精神实质上可谓异曲同工。人类福祉提升源于实行鼓励“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的政策，这一理念很容易推广至国际贸易领域。
开放是强国之策、发展之要、富民之路。世界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这一发展规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表现得更为明显。相通的概念内容广泛，但其“硬核”还是各国通过拓展市场规模来促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最终增进全人类的福祉。当前，我国正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其中开放发展理念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功能。科技创新既涉及自主研发，也涉及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在一个国家间相互依存度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世界里，没有与外部的良性互动就不可能有内部的协调发展。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频繁发生且影响人类生存的时候，绿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加以应对的议题。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每一个人的发展，发展成果也应由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分享。开放发展理念的重大价值也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上。G20杭州峰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的正是开放发展理念的成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要条件
韩保江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告别了追求数量、规模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努力优化经济结构、依靠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实现增速调整、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方式转变和质量提升的发展目标，除了要继续发掘国内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发展动能和潜力，还必须继续借力国际市场和资源，尤其是借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因此，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推进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继续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要条件。
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继续提高外需和外资的贡献度。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我们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同时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千方百计拓展国际市场、扩大对外出口，继续保持和增强外需对经济的拉动力，仍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同时，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是解决我国实体经济投资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不仅要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和各种投资便利化、自由化政策来吸引外资，还要通过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域和完善法治环境来吸引外资，尤其是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在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法律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推动结构优化需要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经济结构优化应在扬长和补短两方面下功夫。扬长，就是更加注重发挥优势，延长我国优势产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这不仅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工厂，而且需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通过与合作方的差异性、互补性合作来实现共赢。补短，就是补齐产业和产品短板，尤其是加快补齐技术、专利、品牌等方面的短板，切实推动“中国制造”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迈向“中国创造”。只有实现经济发展质量跃升，才能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投资便利化带来的竞争力红利，并促进世界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借助世界智慧和国际智力。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应注重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等世界智慧。同时，大力引进国外人才，借助国际智力推动创新发展。应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逐步达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
赵晋平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开放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制约工业化的“外汇缺口”问题，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加快工业化进程，主要目标是出口创汇。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动力要实现转换、增长要实现中高速、产业要迈向中高端，这要求开放战略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企业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提升。
当前，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经贸环境呈现出新特征。概括来说，对外开放面临“三期叠加”，即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修复期、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新一轮经贸规则构建期、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比较优势转换期。外部经贸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与新机遇。新挑战主要是：外需不足与竞争加剧抑制我国出口增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给我国外贸带来较大压力。新机遇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的机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有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高端产业活动加速向我国转移；高端人才加速回流；我国企业低成本海外并购面临机遇；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机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机遇。
总体来看，当前机遇大于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本在于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尽快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推动我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这需要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同以往相比，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将更加均衡，从以往以贸易为主转变为贸易与投资并重，在贸易领域从以往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在投资领域从以往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引进来”从以往引资为主转变为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对外开放的领域将大大拓展，从经贸领域向金融领域拓展，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规则与治理领域拓展。对外开放的对象将更加全面，从以往以发达经济体为主转变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并重，形成双向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水平将大幅提升，从“大进大出”转变为“优进优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力将大幅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将大大提高，在全球范围内保障资源安全的能力将大幅增强，战略纵深与发展空间将大大拓展，促进竞争力提升与价值链升级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基本形成。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吕 炜
将开放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对开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提供了行动指南。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客观需要。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超越多边贸易体制的势头；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态势发生重大变化，为新兴经济体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落差不断缩小，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具备了谋取战略主动权的条件。但是，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相比，我国开放水平和相关体制建设还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只有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才能更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才能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带来的挑战。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为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定位注入了新内涵。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要求我国从国际潮流的顺应者转变为国际环境的影响者和改变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这意味着我国将更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在扩大开放中同世界各国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共赢格局，把中国梦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对接起来。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更强调在扩大开放中内外兼顾、统筹内外的重要性。例如，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把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新一轮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串联起来，形成国内国际一体化开放的新格局。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需要从全局高度厘清思路。首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其次，完善沿海、内陆、沿边三位一体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深化沿海地区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扩大内陆开放，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加快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再次，加强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使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
（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
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赵细康
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是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战略支点。
大力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放发展战略。在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上，需要加强国内各区域对外开放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针对各地区不同特点，大力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放发展战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起步早、经济发展基础好，应在对外投资、高新技术合作、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型等方面发挥龙头作用，成为我国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引领者。内陆沿边应着力打通并充分利用向西开放通道，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和经贸往来，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加工制造、贸易物流等产业，尽快形成一批外向型产业集群。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开放制度建设经验。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在吸引外资、开放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引进、市场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积累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开放经验。应加强制度建设的东西互动，降低内陆和沿边地区在开放制度建设方面的试错成本。加快自贸区建设经验的复制和推广步伐，提升内陆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水平，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平台。依托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新设的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平台，积极探索适合内陆和沿边条件与环境、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重点的自贸区建设经验，加大制度创新力度，让“苗圃”变“森林”，让制度红利尽快惠及整个内陆和沿边地区。
大幅降低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物流成本。应进一步加大对内陆和沿边地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尽快改善交通条件；进一步整合“无水港”体系，与东南沿海港口形成快速物流通道。可以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与相关国家共同规划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物流大通道步伐，支持内陆和沿边地区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江海、铁海、陆航等多式联运，加强相关国家交通、物流标准体系对接，为内陆和沿边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尽快降低内陆和沿边地区的通关成本。内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口岸管理相对落后，带来物流成本高昂、通关不便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发展。应在内陆省份全面启动“单一窗口”建设，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及时总结并复制推广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泛珠”地区、东北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经验，推动实现由区域通关一体化向全国通关一体化转变。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迈向贸易强国的战略创新
李 钢
对外贸易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外贸易规模大小、水平高低关乎一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对于我国来说，迈向贸易强国是实现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导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动力，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贸易强国是指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对外贸易竞争力强、贸易质量效益好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贸易强国往往具有重要产品定价、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一般来说，贸易强国衡量指标体系由7个要素构成，即经济基础、对外贸易、国际投资、创新、国际货币金融、营商环境、国际经贸规则。目前，我国贸易强国建设水平与世界贸易强国的标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亟须努力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跃升。
对照贸易强国标准找短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水平稳步提升，但同世界贸易强国相比，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有待夯实，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轿车出口平均单价等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二是贸易主体需要进一步壮大与优化。三是外贸内生创新发展能力有待提升，许多出口产品的核心技术仍被外方掌控。四是外贸发展的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五是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有待提高，特别是以企业为主体参与国际标准及规范制定的能力不足。
推动我国外贸由大向强发展。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应紧紧抓住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这一主线，加快创新步伐，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动态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为此，应着重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外贸法律体系创新，增强我国外贸法律体系与国际法、国际协议、区域性贸易协议相衔接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可预见性。二是外贸政策创新，构建与建设贸易强国相适应、全面系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三是财税金融政策创新，完善支撑贸易强国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四是发展方式创新，以“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驱动外贸创新发展，实现商品服务结构高端化、贸易主体集中化、贸易方式自主化、国内布局均衡化、国际市场多元化、规则标准主导化。五是企业创新，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在贸易投资中的跨国经营能力。六是环境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七是规则治理创新。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大力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我国由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旁观者、跟随者向参与者、引领者转变。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健康发展
晏礼兵
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已实现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超过30%。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56.7亿美元，占全球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高到9.9%，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势头更加迅猛，1—7月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超过60%，已接近2015年全年的水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以及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竞争力提高，我国对外投资仍有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也应看到，我国对外投资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管理体制不健全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信息服务不到位特别是获取东道国信息的渠道有限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效率，甚至导致决策失误；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增大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当前，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健康发展。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一是研究建立高层次的统一管理机构。可以建立独立的国家级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协调对外投资方面的政策措施，做到“一个窗口对外”，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指导和管理。二是针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逐步建立以企业为投资主体、政府进行宏观监管和服务的管理体系；减少对外投资的限制条件，特别是简化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备案或审批程序和条件要求，进一步推动符合鼓励类产业方向和具有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发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推动促进作用，加强同各国国际商会和协会的联系，强化驻外代表处的信息服务功能。整合国内外有关机构的对外投资信息资源，建立完善的对外投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深入开展国际市场调研，为企业提供投资项目信息和国外市场深度分析研究等方面的服务。
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维护我国企业海外利益。利用二十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政策建议报告的平台与渠道，发出制定和完善国际投资规则的倡议，优化国际投资环境，维护我国对外投资利益。同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设立国际投资委员会，负责规则制定、各国投资政策评审等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际投资规则，并设立相关工作机制。借鉴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与模式，在WTO框架下推动设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并根据需要设立投资争端解决专家组，检查、督促裁决协议的执行。
（作者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