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杭州G20峰会，除了一揽子全球经济治理的宏大命题，也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峰会。
“习奥会”西湖漫步自是焦点中的焦点，“奥普会”也颇受全球关切。中韩、中日领导人会晤也吸引了很多眼球。东北亚三国，从原来的“中韩抗日”变成了三国双边矛盾的纠结，萨德入韩、朝核问题以及南海等地缘政治难题，让东北亚“三国演义”变得复杂化。
“习安会”有助于化解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吗？
中日领导人会晤在杭州举行。应该说，自2012年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主权争议激化以来，尤其是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国际多边场合的相遇，就成为观察家们观照中日关系的关节点。其中既有两国领导人的冷然以对、缺乏互动，也有巧合时的寒暄，当然也有北京APEC峰会时“习安会”的礼节性漠然握手。后来，中日关系实现了领导人会晤，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和经贸会晤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但是，困扰中日关系的矛盾并未消弭，而且还有扩大化的趋势。
本次“习安会”，日方同样要求急迫，希望能够实现中日领导人会晤。“习安会”上演了，两位领导人握了手，而且相比北京APEC时，“习安会”的场面也和谐了许多。但是，中日关系的矛盾积累太多，显然不是靠一次或几次领导人会晤就能化解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但习主席亦提出，当前，中日关系仍然不时受到复杂因素干扰。双方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中日关系有哪些复杂因素干扰呢？中日双边关系中的历史沉疴是，钓鱼岛主权冲突也是。这些都很复杂，前者是长期困扰，后者是现实矛盾。这些复杂的矛盾，要求中日双方有效管控分歧，而且要用机制性的手段，防止矛盾激化。但更为复杂的是，安倍政府还主动制造了超越中日双边范畴的矛盾，造成了困扰中日关系的新的“绊脚石”。
一是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充当美国制华的急先锋。在地缘政治层面，为美国摇旗呐喊，鼓动中国的东南亚邻国反华——尤其是和中国存在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的菲越等国。在地缘经济方面，日本配合美国抵制中国主导的AIIB（中文简称亚投行），并加入排除中国加入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二是在南海问题上和美国站在一起，不仅加入指责中国的朋友圈，还加入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并给予菲律宾舰船设备等支持。
三是在更为广泛东亚地区，联合美印等构建制衡中国的亚洲民主繁荣之弧。日本期望以意识形态联盟，在东亚区域内孤立中国。这和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显然，日本不仅缺乏有效的自我管理（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以便消解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而且，日本成为亚太区域的搅局者，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区域内的反华闹剧，都少不了日本的倾情表演。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制华游戏中，日本虽非领衔主演，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第二主角。在中国看来，日本已经是不可信任的恶邻。中日关系的恶化，又和安倍脱不了干系。
正因为如此，中日领导人会晤，已经失去了调和两国矛盾的润滑作用。因为安倍在和中国领导人握手之后，随后就会在其他多边场合变成中日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安倍时才会强调，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要谨言慎行，以免对中日关系改善造成干扰。杭州G20峰会之后，就是在老挝举行的东亚系列峰会。这是考验中日关系的关键场合——若安倍谨言慎行，杭州“习安会”的意义自然彰显。如安倍依然故我，在南海问题上发出反华之音，中日关系又因此黯淡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