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署与欧洲复兴计划

　　欧洲复兴计划在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国内论著往往从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利益的视角对欧洲复兴计划进行探讨，忽略了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同欧洲复兴计划之间的联系。近十多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和国际化的取向，欧美学者越来越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欧美学者不仅对美国推行欧洲复兴计划的动机、举措及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注重从文化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汲取理论资源，分析西欧重建期间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融合与会通，以及受美国文化影响的西欧国家民众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发生的趋向。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欧洲复兴计划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欧洲复兴计划的主管机构经济合作署作用的探讨却相当有限。如果撇开对经济合作署的建立及其在欧洲复兴计划具体实施过程作用的探讨，就难以理解欧洲复兴计划的真正内涵。

　　经济合作署于1948年4月正式建立，其建立是合作主义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一次成功体现。合作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概念，它主张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合作，政府以让渡部分公共权力的方式，使社会团体进入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并对相关政策提出意见。当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试图对欧洲国家实施经济援助时，很多美国社会团体通过国会作证和其他游说渠道，努力把各自集团的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以便获得在外交政策中得以实现的合法性。这些社会团体不但支持欧洲复兴计划，而且对建立欧洲复兴计划的主管机构提出了重要建言，为在合作主义框架下领导和实施欧洲复兴计划奠定了人员和组织上的基础。经济合作署广泛吸纳来自利益团体的人士，拥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这种具有合作主义特点的组织模式，能有序地将分散的社会利益传达到国家决策机制中，使来自民间组织的人士与政府官员在执行欧洲复兴计划上彼此配合，维持了高度分工、功能分化下的利益整合。

　　经济合作署成立后，在执行欧洲复兴计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合作署认为，要想使欧洲经济顺利恢复并最终走向繁荣，需要依靠美国在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欧洲推动自由贸易，并促使那些与美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市场化。为此，经济合作署通过修改欧洲内部支付与补偿协定、建立欧洲支付同盟等措施，鼓励西欧打破战前支离破碎的民族经济，削减关税壁垒，并通过经济一体化来提高生产和消费水平。从表面上看，欧洲支付同盟的成立，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约束贸易发展和阻碍经济复苏的美元短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合作署将欧洲支付同盟的建立视为通过增加欧洲内部贸易，使欧洲加入到自由经济体系的重要步骤。

　　经济合作署中有很多来自商业、劳工等领域的人士，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向西欧国家提供物质和资金援助，还希望借此展示美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技术，为战后经济现代化运动提供参照模式。美国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管理模式，通过大规模生产来提高标准化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并以大规模销售来促进产品的流通是其重要特点。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形成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相联系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美国阶级矛盾的加剧。在经济合作署看来，如果向欧洲推广美国的经济实践，可以有效解决欧洲面临的工业和社会问题。西欧重建期间，经济合作署以派遣人员互访、举办论坛等方式，向西欧国家宣传了美国企业的“合理化”生产方式和科学管理方法。经济合作署还针对西欧企业管理阶层开展了一系列管理教育活动，鼓励欧洲私人企业、劳工和政府部门协商建立本行业的竞争规范。经济合作署实际上是采取美国经验，向西欧推广一种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的途径。用美国学者麦考尔·霍根的话说，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者试图“用美国的科学管理和劳资合作取代欧洲的旧式经营方式，使欧洲人切身感受美国现代技术和劳资关系改善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除了向欧洲输出以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代表的美国企业文化外，经济合作署还潜移默化地宣传以美国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为代表的生活方式。二战后初期，西欧一些国家的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发展前景充满怀疑和失望情绪。经济合作署认识到，以重振欧洲资本主义为主旨的欧洲复兴计划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改变欧洲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失望，使他们重建并加强对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向欧洲国家推广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紧密相连的美国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念，就成了经济合作署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合作署看来，美国以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先进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消费社会，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生活方式。欧洲复兴计划实施期间，经济合作署通过资助发行杂志书籍、制作电影、举办展览、推广旅游业等交织并行的方式，向西欧国家宣传美国的消费文化模式，希望西欧民众在欣赏或享受这些文化载体所传递信息的同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显然，经济合作署在推动西欧经济复兴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和利益集团实际利益的同时，力图将美国的企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到欧洲，使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以此来确立和维护美国的文化霸权地位。西欧重建期间，大量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美国管理经验、技术传入欧洲，诱发了欧洲人需要进行经济变革的意识，一些欧洲企业开始引进美国的企业管理方法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生产的“合理化”。随着体现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主要特性的文化产品大举涌入西欧，欧洲国家经历了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对本土生活方式的冲击，加剧了20世纪初开始的“美国化”进程。

　　实际上，文化所包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都是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形成的，欧洲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尽管这些遭受战争浩劫的西欧国家为了从经济崩溃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开始向美国学习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但是欧洲精英人士不愿意看到欧洲文化在美国文化的日渐侵蚀中失去特性。一些欧洲国家的上层人士认为，欧洲复兴计划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来干预和设计欧洲现代化的道路，他们担心，以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为核心的美国工业与商业文化的传入，构成对西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挑战。于是，这些国家在引进美国生产和管理模式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对美国企业生产方式在内的美国文化进行抵制和选择性的接纳。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佩尔斯所言，“美国试图以自己的形象和发展模式重塑战后的欧洲，但美国文化在向西欧传播的过程中受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并逐渐融入到欧洲文化中。”可以说，经济合作署没有意识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其试图用统一的文化模式来整合欧洲的做法，非但没有达成西欧国家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反倒让“美国化”的许多举措面临一系列困境。（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