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曾是“世界制造工厂”，但由于企业利润下降、用工成本提高、工厂租金上涨，仅去年一年就有4000余家企业关门。在制造业“寒冬”之中，不少老板在退出企业经营后都将钱投向了房地产业，不愿再做实业；有些企业家即使拿到银行贷款，也没有再进行实体投资，而是将资金用于炒房。有企业家表示，“很多朋友都放弃了实业投资，炒几套房、炒十几套房赚的利润，比开工厂轻松多了”。
单从个人短期投资的角度考虑，当下“关厂炒楼”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一方面，在企业利润不断下探、成本却高企不下的双重挤压下，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遭遇“寒冬”，被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所抛弃；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房价不断飙升，有的房子半年就能增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很多中小企业老板可能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但从长远来看，原本做实业的企业家纷纷“转行”炒楼，将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当前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已堪称疯狂，实体企业家“不务正业”将大量资金投向楼市，是一个危险信号。此前，日本和美国都曾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造成大规模金融动荡，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非常值得关注。方案提出，要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这给在“寒冬”徘徊的企业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能否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关键还看能不能落实、有没有实招。
呵护实体经济，最立竿见影的举措是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企业越需要输血，但一些地方只顾眼前利益、不输血反倒狠吸一口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比如，有的地方不按企业经营状况收缴，而是年初就定下税收指标分配到企业；有的地方搞“回溯收税”，追缴此前几年的税款，突然增加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负担，让企业吃不消；有的地方多年前已不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又开始收起来……这些问题，必须及时清理和规范。
从企业反映来看，最难降也最应该降的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国务院已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约600项。经过多轮简政放权，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但仍存在两大难题:一是落实中困在“最后一公里”，放到基层之后更不规范、不透明；二是部门协同较差，各个职能部门各改各的，常常是单个部门都说改了、便利了，但民众一旦办起事来，依然“你卡着我、我卡着你”。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运行，杜绝权力寻租。实际上，中央为实体经济减负的政策措施一直没有中断，一些地方也出台了不少办法。但问题在于，由于一些职能部门落实不到位或故意设置障碍，不少政策措施都有点像停留在空中的“饼子”，企业看得见却吃不着。从增强示范性和威慑力的角度讲，不妨狠抓一些典型，像曝光违反“八项规定”那样，形成足够声势的舆论压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方案》要解决的是实体经济的整体成本问题，并非每个企业都能因此长舒一口气。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不等于解救每一个企业，它甚至还会加速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要增强盈利能力，关键要靠自身的努力。剔除了不合理成本，企业能轻装上阵，但要走稳走好，关键在于自身的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得到了关键的“拉一把”，更要“苦练内功”。
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石。离开了实体经济支撑，创新和发展也可能成为无源之水。事实证明，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也是在实体行业中取得的，而一些创业“风口”，归根结底也是实体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催生的新机遇。随着降成本组合拳持续发力和更加精准，政策的溢出效应还会引起全社会对实体经济的呵护。我们期待，各级政府能持续出实招、硬招，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助推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动能。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