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是各地扶贫攻坚酣战之时。要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到扶贫事半功倍,群众脱贫持续长久,扶贫必先改变“头脑之贫”,也就是脱掉思想之贫、观念之贫。因此,我们既要扶“志”之贫,又要扶“智”之贫。
“志”是信念,是精神状态。人穷未必就没有信念,但在现实中,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人还不少。有人萎靡不振、甘于落后,不敢接触外界新事物,不敢走出大山,连改种新作物都不情愿;有人游手好闲,整日与酒为伴,床底下的酒瓶子成堆;还有人习惯了依赖,左手接了救济粮、爱心款,右手就变成了烟和酒。
在西南一个山区贫困县采访时,记者曾向一位正在生姜地干活的大妈询问当地扶贫事宜,她却说,扶贫就是扶持村里的懒汉。当问及原因时,她说:“几十年来谁不苦?大家条件都差不多,无非谁起早贪黑多种地挣来辛苦钱,泥巴里长出砖房子,把生活过得好一些罢了。”她表示,村里有些闲人懒汉一天天家道败落,如今评上贫困户后,这个领导那个领导都来看看送点慰问金,盖房子补助几万块钱,在村里也得意起来。
俗话说,官风带动民风。一些贫困群众缺乏信念,部分干部并没有沉下去真心扶贫,却在扶贫上搞“拿来主义”,习惯于做“锦上添花”的“盆景村”,贫困成了向上级伸手要钱的秤砣,脱贫成了政绩的陪衬。这种“等靠要”的做法层层传递,最终让群众总是想等着政府救济,盼着上级来考察,依赖心理越来越严重。
“智”是思想观念,是发展办法。输血式扶贫思路容易做出样子,但也难以持久。脱贫的主体是农民。如果农民在行动上、思想上缺位,一味把扶贫看成政府一厢情愿的举动,结果很可能导致“政府你发的猪病了”“政府你种的烤烟枯了”等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
攻克观念之贫,远比积累生产资料、改善基础设施难得多。举个例子,一个远离集镇、处于深山峡谷的自然村,望天一条缝,种地像攀岩。面对扶贫干部的嘘寒问暖,村组长希望政府部门帮忙修公路、建小学,但当被问及愿不愿意搬下山参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时,村组长抽了一口烟才说:“在这里住惯了。”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政府有能力让老乡不愁吃喝、穿暖住好。但扶贫还要算算账:修路、建学校至少需要数百万元资金,但修通之后,小山村就能走上康庄大道吗?在记者看来,假如把有限的财政资金都用于在这“猿猴都难到之地”修路、建学校,让村民世代久居,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贫穷和落后,与脱贫的初衷南辕北辙,也让子孙后代脱贫致富的希望渺茫,根本发挥不了财政扶贫资金应有的效用。因此,当地政府和贫困群众都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扶贫。
脱贫,要脱掉观念之贫、思想之贫,要扶持发展之志、干事之志。如果干部不作为,缺乏扶贫思想与能力,相信一个地区脱贫也难有起色。贫苦地区往往经济落后,规模化、产业化水平低,除一般的种养殖业外,并无其他经济来源,增收缓慢。在西部一个贫困大县,农民总共种了几十万亩马铃薯,但全县却没有一家上规模的加工基地。有些农户一年可收上万公斤马铃薯,但辛辛苦苦种出来后无人收购,只好做猪饲料。农产品变不成商品赚不了钱,这就造成“越种越穷、越穷越种”的恶性循环。然而,当地干部却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前几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接受记者访谈,专门就扶贫话题深入交流。记者赞同他关于扶贫攻坚的见解——“我最害怕把脱贫做成扶贫——发点钱就可以了。我们不应该走这条路。从扶贫到脱贫、到致富,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实际上扶贫是过程、脱贫是结果、致富是愿景。”
确实,我们不应该走这条老路,但现在“送温暖、送关怀、送钱送物”的套路仍非常普遍。这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些地方给贫困户送母牛,一头牛价值五六千元,以此折算,一家三口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原有人均一两千元收入的基础上,立马增加了2000元,快速翻越贫困线。但是,扶不起的贫困村、贫困户为何还有这么多?这值得深入思考。
随着2020年一天天临近,一些地方对脱贫目标层层加码、倒推时间表,“输血式”扶贫、“数字式”脱贫仍有不少市场。脱贫攻坚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也提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地领导干部都应该端正态度,高度重视,改变作风,别让懒政、失职和扭曲的政绩观架空了这项重大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邓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