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战争史诗，充满着苦难与辉煌，也一直给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大家关心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为何踏上长征路？下面，笔者结合当时的宏大历史背景，试着从客观与主观、内因与外因、国内与国际等因素相结合的角度，来探寻历史的真相。
敌强我弱，是红军踏上长征路的客观原因。国民党之强大，就在于掌握全国政权，操纵国家军队，控制经济命脉；与之相比，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则十分弱小。蒋介石始终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心腹之患”，而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是“皮肤小病”，无关痛痒。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为此，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争取时间来实现他的剿共计划。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底，他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国民党的新战略之下，红军十分被动，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是红军踏上长征路的内部原因。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普遍开展肃反斗争，杀害了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损伤了根据地的元气。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结局就不可避免。中央红军最终只能实行战略转移，向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和抗日前线进军。此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为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共同实现北上抗日，相继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红军踏上长征路的外部原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虎视眈眈地窥视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时，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取代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战略转移，以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被国民党“围剿”，但依然以民族大义为重，把民族矛盾作为自己制定方针政策的考虑因素，向全国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动员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北上抗日已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当时进行革命的大目标。而长征的胜利，使这个大目标得到了实现。
共产国际的指导，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因此，党在早期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都同共产国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下，王明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其“左”倾错误路线持续时间长，危害大。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进行瞎指挥，加重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1934年5月，中共中央酝酿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曾报告共产国际。6月，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就反“围剿”斗争作出新的指示，并同意作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将战略转移计划报告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不久，红军开始踏上了长征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探析红军在怎样的背景下踏上长征路，不仅仅是为了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继续新的长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贡献。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网络宣传一处副处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