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崛起，依托了地处长江与沿海中心节点的独特优势。崇明扼长江咽喉的战略要冲，是巨龙口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随着崇明撤县设区战略效应的逐步显现，将有力推动上海生态与功能双重优化的历史性突破。
重塑经济格局
枢纽作用更加凸显
世界级城市群大多位于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而长三角平原存在着长江口阻断、联系不便等问题。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环——太湖平原集聚着大量人口，有限的空间面临了越来越沉重的环境压力，而长江口以北却有着广阔的腹地。同时，长三角北翼的城市与苏南地区形成了很大落差，短板问题突出。在此背景下，崇明撤县设区后的枢纽作用更加突显，可谓“一棋走准，满盘皆活”。
一方面，构建长江口生态协同治理区。崇明生态岛建设成效不仅取决于自身，还取决于长江口。应积极探索长江口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共建共享长江生态水廊与沿海湿地交汇的“环、廊、区、源”生态保护总体格局，建立跨界协调、纠纷协调等多方机制，让各方在合作协调发展中获益。
另一方面，构建长江口协同发展圈。崇明位于长江口的核心，具有成为水水中转、陆海联运、江海联运桥头堡的潜能，应以崇明为新枢纽，联接宝山、启东、太仓、常熟、张家港等多个县市区，错位发展，放大自贸区的改革引领效应，形成长江口发展圈，从而激活上海北部沿岸地区，促进发展格局优化。
崇明还处于长江“黄金水道”与太平洋西岸“黄金海岸”的交汇处，撤县设区将放大长江流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
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崇明撤县设区后将优化上海北翼港口群的布局及承载服务功能，增加长江口的通航能力，推动上海港成为沿江港口向国际航线的重要中转港。同时，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提升，又将刺激国内外贸易需求，强化上海的内外贸易枢纽作用。
就“一带一路”而言，目前我国中部与西部的国际大通道日臻成型，但东部沿海缺少“长江龙头”上海与欧亚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连云港之间的联系，这抑制了上海的辐射带动能力。崇明撤县设区后不仅将促进苏北、苏中进入新阶段，而且凸显了上海在太平洋西岸的领先地位，有利于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交流，推动上海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地缘中心。
借鉴国际经验
发挥都市海岛优势
纵观全球著名城市，大型海岛已经成为都市发展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根据陆岛的联系度，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松散补充型，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哥德兰岛为代表。由于距离斯德哥尔摩较远，侧重于发展自主性强的旅游业和农业，哥德兰岛吸引来无数游客，成为斯德哥尔摩形象的重要品牌及城市吸引力的重要载体。
二是功能联动型，以韩国釜山—巨济岛为代表。釜山是韩国最大港口，海洋运输业是釜山经济的主体构成； 而巨济作为韩国第二大岛，同时拥有韩国第二和第三大造船厂，凭借造船业与釜山形成了紧密的功能联动。
三是一体发展型，以美国纽约—长岛为代表。长岛自然环境优越，为纽约提供高档住宅服务，几乎成为美国上流社会的缩影。同时，相比拥挤的纽约市区，长岛能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良好环境，因而逐步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功能布局。
对于上海来说，崇明三岛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兼具三种模式的潜力，横沙岛可借鉴松散补充型模式，发展花园岛等功能；长兴岛可借鉴功能联动型模式，发展联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造船基地等功能；崇明岛可借鉴共同体发展型模式，挖掘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全球大城市周边的海岛不少孤悬海上，而崇明既联接陆海，更联通上海与江苏，这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厚礼，应当积极将其转化为现实经济和社会效益。
构建生态共同体
共建共享红利
以往的县改区，常被误以为大规模城市化的启动。其实，近年为了生态保护，不少地方也采用了县改区的模式。例如，地处乌江上游的贵州省平坝县是实施生态保护、退耕还林的主要区域，但县体制下镇村无序开发使得耕地锐减，威胁生态安全。于是，2014年撤县设区，目标直指构建城乡发展新型共同体。又如，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的湖北省郧县，2014年县改区为的是确保统一规划、建设、管理，促进农民脱贫及库区稳定和谐，更有效地服务南水北调工程。
崇明撤县设区的优势在于上海全市域统筹发展，便于产业辐射、就业带动及公共服务，更大范围地实现公共资源配置优化。这将更有力地保护当地环境，逐步构建共建共享的生态文明共同体。
一是从“+生态”到“生态+”的产业创新。崇明拥有宝贵的湿地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必须考量海洋环境容量与陆域生态承载的双重约束。“+生态”产业模式侧重于防控环境污染前提下产业与生态的结合，而“生态+”产业则是根据生态容量制定产业的准入清单及负面清单，更尊重生态本底对产业的改造与重组，从而推动治理技术和能力的创新升级。
二是塑造引领世界潮流的“崇明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崇明列入绿色教材，作为全球42个岛国学习的典范。事实上，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不仅涉及江、海等生态保护的技术，还涉及城市建筑、社会安全等技术创新，有助于推进生态领域的集成创新。同时，以崇明标准为先行，还能为今后上海生态技术、生态产业等“走出去”奠定基础。
三是打造高附加值生态商品服务“策源地”。通过建立国际生态技术创新的研发和信息服务平台，吸引一批生态技术转移服务国际机构聚集崇明，推动高端生态技术开发国际合作，有望催生一批高附加值的生态商品和服务。
四是让“生态优势”变为“生态红利”。关键是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选择，让崇明居民更多地享受资源环境带来的“生态红利”，为增强长三角吸引力助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林拓，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下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及评估研究”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