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

　　社会的消费模式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而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到发展性消费。

　　由于经济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的结构性转型，已源源不断地将这个结果传导到了社会领域，从而促动了我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并强化了后工业社会和中产化社会的特征，使之成为中国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而这个生长点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后工业化与新社会结构的生成

　　1、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力一直稳定上升，其同比增速为8.4％，远高于“二产”的6.0％和“一产”的3.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0.8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如果未来消费完成了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则中国一定会长期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2、服务业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就在波动中趋于上升。2000年其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达到27.5％；2010年达到34.6％；2013年达到38.5％。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了农业从业人员而成为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还在继续增长，并使之稳定地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

　　3、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在服务业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从业人员又成为全社会主要从业人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显示出了“白领化”趋势。而劳动力的“白领化”，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产化，也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主要是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的中产化过程，会在“十三五”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

　　4、消费社会的来临。中产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从温饱型阶段转变到总体性小康阶段，再逐步转变到全面小康阶段的过程中，有了本质的改善。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又必将使其向富裕型消费阶段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则更会支持消费社会的发展。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则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而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到发展性消费。

　　5、网络社会的强化。“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进入中产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同时，也进入到了网络社会。此外，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对网络的需求将与日俱增。网络社会的来临，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社会的来临，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

　　6、老龄化社会的加深。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自此开始，中国步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老龄化水平上升到8.87％。2014年的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0.1％，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龄化社会。在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时，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却迅速下降。另外，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会处于下降的态势。

　　新社会结构生成中蕴含的挑战

　　应该说，原来那种在牺牲资源环境基础上以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并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国制造”。但旧动力的不可持续性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已迫使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之下，这也正好与世界经济的衰退过程耦合在一起，于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调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时发生了作用，从而产生了像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过程。这使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挑战。

　　1、中产阶层在成长中具有脆弱性。

　　经济波动的程度，会给中产阶层的成长带来诸多风险。具体来说：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受雇的白领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雇方经营状况的好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一旦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将下滑，其生存状况将受影响，其对未来的担忧会增加，这也会消解其消费的积极性。再看中国老中产阶层艰辛维持的实体店营生，在电商的蓬勃发展中，已经面临利润进一步摊薄的命运。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往往伴随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会伴随全社会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还会伴随人们所学专业与择业岗位匹配困难程度的增加——在个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结婚年龄会不由自主地推迟，终身不婚的人口占比会趋于上升，结婚者的离婚率也会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会走高——这一切都使中产化社会与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密切相关。现在，在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已经接近30岁，女性已经接近28岁。

　　在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的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本身就预示着生存风险的上升。如果社会保障难以让社会个体获得安全感，则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率就会长期趋于低下。

　　正因为中产阶层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中产阶层的人数占比也会发生萎缩趋势。比如，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就减少了4.4％，澳大利亚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2.6％，英国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3.9％。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表现，就是出身于农民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难以流动到中产阶层的陷阱——是社会流动的陷阱。

　　2、消费社会易导致拜金主义。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会强烈地将消费转变为一种符号。那种传统社会塑造的看重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长期使具有使用价值意义的商品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而使具有阶层区隔意义的具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短缺状态。社会流行的时髦物会在媒体与上层社会的引导中缩短“生命”周期。这是中国社会处于买方社会后第一次迎来的商品过剩时代。越是后工业特征强烈的城市，就越易于将街道转变为时装秀，将夜色转变为灯红酒绿，将电视节目转变为偶像剧。每次消费的升级，都将追随“流行”的步伐。即使是乡村的少女，也会穿上热裤并将头发染成流行色。为满足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制造商也会批量生产出标记了时髦的各类商品。于是，消费不再仅为满足生存所需，而更强烈地显示出身份之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前卫的消费会转化为公开的炫富，以显示自己跟随时髦的步伐或与众不同的特例。所以，我们惯常看到的情况是：手机与穿戴设备缩短了更新换代的时间。在缺少文化引导的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极易找到生发的土壤。上层阶层的炫富与中产阶层的品位，在将自己与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相区别的同时，也会拉开其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距离——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断裂”。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注意弥合阶层之间的裂隙，并维持阶层之间基本的团结。

　　因此，物质的繁荣与人们对物质消费欲望的提升，需要有同一时代的哲学文化科学所指导。缺少文化导引的物质消费，很容易导致纸醉金迷。只有用文化去中和消费中永无止境的欲望，消费才能运行在秩序的轨道之中。

　　3、中国已进入少子化时期。

　　进入中产化时代之后，人口的生育模式就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跨入中产化社会的国家，都伴随着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为控制生育而出台的措施，易于生效。但其为鼓励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却很难立竿见影。在有些国家，甚至于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低生育陷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改革红利没有释放出预期效果。于是，2015年10月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打开了“全面二孩”的政策窗口，根据该次会议的建议，中国在“十三五”时期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可即使生育政策发生了改革，从长期趋势看，少子化的趋势也将不可避免。因为后工业化社会会完全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将在本质上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即使在农村地区，也会从养儿防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与自我养老的结合。在中国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居家养老中的“夫妻互养”会成为主要养老模式，在丧偶之后也会坚持“自我养老”的模式。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生活不能自理时，才会依靠子女养老和机构养老。

　　现在存在的年轻老人(60岁左右退休的子女)赡养老年老人(85岁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模式，会在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过程中逐渐消退。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必将改变体力劳动盛行时期那种按退休年龄规模化退休的模式，劳动者不得不在退休后继续再就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