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提高话语权，离不开话语体系建设。为此，习近平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任务。在我国发展的重要阶段，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史学界应直面不足，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学术话语权。

　　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话语影响力，提高国家话语权。如果按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法，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能力看作是硬实力，把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能力看作是软实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正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光荣的使命，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话语权，大体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一个小国、弱国，一般来说很难形成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还显得很强大的时候，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学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出版，欧洲汉学开始兴盛。17世纪传教士们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思想界传播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描述过中国和中国的学术，许多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迪。当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忙于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和市场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探寻中国实力的底细，并计划对中国施加兵威。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手足无措。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当时的清政府未能想到的，甚至也是西方各国未曾想到的。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几乎要瓜分中国。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彻底打倒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崇洋观念开始兴盛。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纷纷到东洋、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界的名士被中国思想界所接纳。这些理论著作和思想家的观点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新型知识分子，都是在吸吮西学知识后成长起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衰落导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参照、为圭臬，话语权极为微弱，中国的软实力也跌到了谷底。

　　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和话语权亟待加强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包括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为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崇洋风气，树立自己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力，取得了积极成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实践论”“矛盾论”“人民内部矛盾”“三个世界”等一系列概念和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等一系列概念和论断，不但在政治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性话语。但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并不高，话语权在国际学术领域还处于弱势，即使是有着传统优势的史学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眼光是向外的。就史学而言，先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史学著作，如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后来是大量翻译出版欧美国家和日本的史学著作，像“剑桥世界史”“剑桥中国史”等在中国大量出版。“剑桥中国史”包括剑桥晚清史、剑桥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虽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参考作用，但主要是针对西方读者写的。相反，中国史学家的著作虽然也有被西方国家翻译出版的，但数量甚少，在国外图书市场只是点缀，难以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崭露头角。像范文澜撰著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以及近些年中国学者出版的大部头中国史学著作，都没有外文译本（包括外国出版的译本和中国出版的译本）。这是目前的基本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史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比较弱。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冲击—反应模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等。这些风靡世界也曾风靡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体现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的流行，在根源上与其中一些概念和理论紧密相关。我国历史学者研究历史时所坚持的概念和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中国文明起源、汉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民族融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往往不被西方学者所接受，甚至现在也不大受我国年轻学者重视。在西方许多学者眼中，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是对立的。正是由于这一偏见，他们总是难以理性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是习惯于排斥中国历史学者提出的概念和理论。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国力不断增强，世界影响力日益提升，学术上的话语权也有了可喜变化。比如，过去人们说蒙古学、敦煌学在国外，现在就不能那么说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往西方学者基本忽略不计，现在开始有了较高评价；一些欧洲学者也开始采用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概念。当然，这种变化还是有限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话语权的提高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在经济上可能会来得早一些，在学术上则要来得晚一些。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提高，西方国家是不习惯的，也是不耐烦的，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正因为如此，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紧迫任务。

　　历史学者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中国的发展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有新的转变。西方学者学术观念的转变是值得欢迎的，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会在学术上支持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强国，需要中国学者自己去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提高自己的话语权。现在是抓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就史学来说，我国史学的许多研究无疑有独步世界的学术成就，但是还没有被国际学界所了解、所接受。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中国历史学者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中国学者就开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今天，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详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否则，话语体系就是无根的浮萍，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史学研究。比如，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对当今世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如何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课题都需要历史学者深入研究。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根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上有说服力，才有助于提高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和话语权。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的研究，产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多种体系宏大、结构严密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和话语权的提高，当然也会有许多具体的表现。比如，西方国家学术界主动翻译引进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成果，作为其研究、认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基本参考，也作为其研究、认识世界历史和现状的重要参考；西方大量历史学者来中国访学，大量留学生为学习历史到中国深造。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术界也要主动翻译出版我国历史学界的代表性著作，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荐到西方国家；我国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应召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去评价和推介我国历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在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过程中需要做好的具体工作。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不会一蹴可就，需要我们付出艰辛努力。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者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绝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历史学者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对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中国学术界理论和文化创造力的自信，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