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帮学生减肥，超出了责任边界

　　 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北京将在各区县启动中小学校肥胖警示与分级管理试点。疾控和卫生及教育部门将根据每学年学生健康体检结果的变化情况，对学校肥胖防控进行评价，对肥胖率增长迅速的学校开展分级警示和重点监督管理，并指导学校将肥胖防控工作落实到班级，责任到每位教师。（7月5日《北京晨报》）

　　人类肥胖化是全球趋势。有研究表明，目前全球胖子数量已超过瘦子。而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和近些年居民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胖子的绝对数量差不多是全球第一，而肥胖低龄化也在威胁着国民健康。北京市重视青少年体质监测，发现2014-2015学年度本市中小学生肥胖率为15.6%，比“十一五”末2009-2010学年度上升5.6%，为下一代的体质健康计，拿出具体方案遏制青少年肥胖的动机值得肯定，要求学校重视学生肥胖问题，也是务实之举，但把解决肥胖问题层层下压，让教育部门扛住，甚至具体到班级教师头上，进行肥胖放控量化考核，行政部门是否超出了自身权力范围，也在客观上超出了教师的责任边界？

　　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换句话说是教书育人，在教育发展的低层次阶段，教师就是“教识字”，可如今教师背负得太多已是公认事实。有些学校“唯升学率”“唯分数”，学生成绩提升教师要负责，老师还有大量的班级管理工作要做。已经差不多超负荷的教师，本来就该通过学校章程厘清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哪些是建议工作，哪些是职责范围，不能让老师在无边界的事务和责任中疲于奔命，而忽视了”教书育人”的首要职责。我们知道，近年来师生矛盾冲突事件频发，很大原因在于老师所管的事情太多，背负了太多不必要的责任。老师过多动用自己在学生中的权威，容易透支公信力，甚至引起学生反感，达到一定程度反而容易滋生矛盾，不利于学校管理和校园和谐。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家庭和学校对孩子的成长，谁也不可或缺。但如今过度行政化主导办学，由于学校动员能力强、制度要求具体执行成本低，导致学校在日常教学育人之外被绑架了太多额外事务。譬如北京让学校对学生防控减肥，既然有量化指标而且列入考核，说明学校事实上被赋予“无法剥离的责任”，当然学校可以通过开足体育课、调节营养餐、加强健康饮食教育来促进学生保持健康体形，但却在事实上“让渡”了家长在教育孩子上不可推卸的固有责任。学生有将近一半时间在家里，学校里要求减肥，在家里被家长惯溺暴食暴饮，岂不是容易让老师们背黑锅？

　　教育必须厘清学校和家庭的责任。去年10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家庭教育的指导意见，要求小学生家长要督促孩子坚持体育锻炼，增长自我保护知识和基本自救技能，鼓励参与劳动，养成良好生活自理习惯和学习习惯。北京市具体到学生防控肥胖上都要“教师负责”，不仅有政府部门越过权力范围之嫌，而且是否超出了教师们的责任边界？而且现实问题是，老师已经管得太多了，什么都管，到底哪样能管好，是否会客观上导致教书育人的中心职责被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