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15年的磨合与积淀并迎来具有实质意义的扩容之后，升级到2.0版的上海合作组织，将在区域经济发展、安全体系构建中扮演一定程度上的担保人角色。
这是一个老牌国际俱乐部加速折旧、既有全球经济与安全公共产品边际影响力不断衰减的时代，也是一个内涵改革因子的包容性体系加速发育、新的更具活力的区域公共产品不断呈现的时代。
即将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的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将是这个已成立15周年且在区域安全和反恐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国际组织，向亚洲和世界释放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而开启的丝绸之路外交的绝佳平台，更是包括金砖国家主要成员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地缘政治地位突出的中亚、南亚以及中东等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处于改革微妙时期，向世界发出加强区域政经与安全合作的强烈信号。
众所周知，上海合作组织某种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引发的中亚安全体系担保人力量真空，导致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泛滥，上合组织估计不会那么快就成立。同样，如果没有美国借“9.11”事件发动阿富汗战争，进而将势力范围嵌入到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亚地带，中俄等域内主要大国估计不会迅速靠近，共同应对西方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扩张。而改弦易辙的中亚国家，尽管受惠于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但美国给出的附加条件一点也不优惠，而且美国借机在中亚地区推行所谓西方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尽管一度受到该地区部分民众与政治势力的拥抱，但本质上对外来势力有着本能抗拒的中亚国家，这些年来一直在平衡大国影响与找寻适应本国发展道路的自我纠结中不断向前进步。
中亚国家领袖早已不再是政治菜鸟，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总统还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都是久经政治沙场的老将，他们可能比美国的政治头面人物更懂得究竟什么道路最适合本国发展。而向来被视为大国干预坟墓的阿富汗，经过这些年来的动荡，早已精疲力竭，血的教训告诉阿富汗民众，即便美军的战斗力再强大，也不能有效消灭恐怖势力。而美国在很多时候不仅不是什么解放者和保护者，反而是将阿富汗作为政治象棋来下的复杂势力，甚至是一系列恶行的制造者。因此，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军费开支和付出较为重大伤亡的美国，撤出阿富汗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
如今，随着中国国家行动能力和国际动员能力的显著提升，随着印度的崛起和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愈发重要，适时升格上合组织是非常自然的集体行动逻辑。而且，中国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而着力向中亚和周边地区推出更具实质意义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又是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前瞻之举。业已开业的亚投行与金砖银行，正在本地区物色合适的项目，有的即将付诸行动。显然，这是基础实施建设相对落后的中亚地区最为期待的。另一方面，历史和时间已经证明，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不仅不是本区域安全体系的担保人，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破坏本地区有效合作，制造紧张局势的负面角色。而中国以自己的大国行动实践表明：中国并不寻求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是致力于营造繁荣共生与多边安全担保体系的积极主导力量。
有西方观察家认为，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新维多利亚时代”（NewVictorianera）——美国（需要英国协助）作为霸权国家仍具领导地位，但正在丧失绝对优势地位；多个次级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迅速崛起；数种储备货币并存，全球公地（Globalcommons）保护职责由一国扩散到多国，竞争和动荡成为另一种常态。美国早已无力独撑全球经济与安全体系，而上合组织的不断发展、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等跨区域制度安排的发展，标志着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为了摆脱既有国际体系的战略锁定，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进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经体系中的话语权。
因此，在全球政治格局、安全体系和经济秩序依然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既有担保人能力呈现衰退趋势的关键历史时期，承载着区域安全与反恐重任，同时日益肩负着协调发展重任的上合组织，完全应当也可以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加大集体行动能力建设，进而推动区域乃至全球性沟通与协调机制的稳步搭建，打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版区域担保体系。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