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和变法,多以改革主导者的名字著称,耳熟能详的有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相比之下,比他们更早的唐代,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却没有那么广为人知。
这些著名的变法,后代评价褒贬不一。除了改革措施是否顺应时代趋势、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之外,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和行事风格,也是影响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王安石如此,王叔文也是如此。
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太子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宪宗,尊顺宗为太上皇。随即,贬逐了以王叔文为代表“二王八司马”,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146天就宣告失败。
和柳宗元私交很好,并称“韩柳”的韩愈,在其《柳子厚墓志铭》中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竟持批评态度,并在诗作《永贞行》中指革新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参加此次改革的柳宗元、刘禹锡后来都反思了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改革领袖王叔文则被贬渝州司户,并于次年被赐死。
王叔文从一名苏州司功参军,一跃成为权倾天下的改革主导者,并且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永贞改革”,却为何昙花一现,业败身死?
这首先与王叔文等人轻狂傲慢、专横弄权有关。经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官居相位十三年的老宰相贾耽,恭行温厚,时人称为淳德君子。他对王叔文之流小人得志深为不满,就告病足不出户,并向皇帝递交辞呈,另一位宰相郑珣瑜也称病回家。贾耽、郑珣瑜都是德高望重的大臣,二人先后辞官不出,这没有引起王叔文等人警觉,反而使他们更加无所顾忌了。
王叔文一帮人整天聚在一起,唱和相随,不分昼夜。他们互相吹捧,竟然互称对方是千古名相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一个个煞有介事且洋洋自得,竟称“天下除了我辈就再也没人才了”。
天下官员的升降任免,完全出于他们的随心所欲之间,不讲任何规矩和制度。官员们害怕他们的权势,竟到了道路以目的地步。凡是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都相继得以升迁重用,有时候甚至一天就提拔几个自己的私交。这样一来,王叔文等人很快形成朋党,他们甚至随口说:“某可为将”“某可为相”,不出几天,就能得以正式任命。
王叔文等所谓改革派人物得势后,不光专横跋扈,四面树敌,自己手脚也不干净,把改革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以王叔文为代表的十多个“改革家”的府邸门前,行贿送礼的车马喧嚣得像闹市一般。行贿送礼者为了得到王叔文等人的接见,竟然排起长队依次等候。等到半夜就直接在王叔文他们家街坊的饼店、酒坊过夜。由于人满为患,以至于像这样的容身之地每人一晚上要交上千钱。和王叔文并称“二王”的王伾最为拙劣,他竟然把受贿当成一种爱好,专门做一只大木箱,只留一个小口,只能放入而取不出东西,就这还不放心,夫妻二人要直接睡在上面才算踏实。
古代官员作为人子,在父母去世后必须立即报请朝廷,自行罢官请假回家为父母守孝三年,称之为“丁忧”。王叔文在母亲去世后,却贪图权力,故意隐丧不报,假装若无其事地在翰林院摆酒设宴,款待宾客。与宴的同僚当场议论纷纷:“你妈死了那么久,尸体已经腐烂了,你还装模作样地待在这里干吗?”王叔文万般无奈,次日才为母亲发丧。按照当时的标准,王叔文此举大逆不道,已经成为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小人。
不仅如此,所谓的改革者还带头破坏制度,给改革造成很大阻力。
王叔文本来是苏州司功参军,以善围棋得宠时为太子的唐顺宗,顺宗登基立即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贴身秘书),兼翰林学士,可以出入宫禁,随后又兼任度支、盐铁副使等要职。王叔文推荐自己的亲信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宰相)。从制度上说,他是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皇帝机要文书)；其党人韦执谊为同平章事(宰相)执掌朝政。但王叔文却还觉得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于是,王叔文打破唐朝政治制度,绕过须经三省至宰相(集体制)再到皇帝的上报机制,自己直接找死党王伾(顺宗宠臣),王伾再找到皇帝常侍宦官李忠言,李忠言再通顺宗宠妃牛昭容,最后到达垂帘卧内的顺宗。上传如此,下达亦然。这些举动从机制上为变革失败埋下祸根。
王叔文的改革集团组织也十分混乱。当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宦官势力,打破宦官专权的局面,而王叔文却与宦官头目俱文珍、李言忠等相互勾结,互为表里,甚至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不仅与改革提倡的“内抑宦官”相左,也会造成改革集团内部的分裂。王叔文总是觉得韦执谊是自己提携当上宰相的,本应向自己效命,因此从不加维持,再三压迫,终于使早想摆脱王叔文控制的韦执谊与之彻底决裂。
改革之初,王叔文总爱用阴谋诡计,从来不露声色,仅凭借自己言辞的褒贬决定官员的升降任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认为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支度和盐铁两使后,要在宫外的衙署办公,通过与他接触,官员们无论愚智都认清了王叔文的本来面目,讥讽他是“城墙里的狐和山中的鬼”。此时,王叔文的改革已是众叛亲离,失败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