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名叫焦芳。还在正德皇帝的爷爷宪宗为帝的成化年间,焦芳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被流放,他怀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华等官员在背后策划的,于是他对江西人恨之入骨。后来复官并做到了大学士,便开始进行报复。
恰好当时有一个南洋的小国满剌加派使臣来大明朝贡。一个叫亚刘的使臣,本是江西万安人,原名萧明举,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换姓,没想到混出来了,还当了使臣。
萧明举这个人品行不好,他和另一个满剌加土生土长的使臣端亚智同来天朝朝贡,途中他密谋到渤泥国索取财物,大约端亚智认为这破坏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动。这个萧明举便把同行的端亚智给杀死了。这当然是件大事,作为宗主国、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过问。
焦芳获知此事后如获至宝,把萧明举的犯罪行为和他的籍贯联系起来,说:“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于是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五十名乡试名额。他还把古人拉出来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他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个荒谬的说法连另一个老资格大学士杨廷和都看不惯,替江西人抱不平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江西已经被裁减乡试举人录取名额,难道还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来审查惩治吗?
而焦芳为什么要团结北方籍官员来对付江西籍官员呢?除了个人经历和情感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明朝江西人太能读书,也太能考试了,不能不引起嫉恨。《明史·儒林传》中收录115人,其中江西占35人,全国第一,浙江26人,南直隶(今天江苏加安徽部分)18人,而整个湖广省(今日湖北湖南)只有2人。
焦芳是河南人,他当时所依附的大太监刘瑾是山西人,于是他把从江西那儿削夺的名额,补加到河南、陕西等北方省。这样做当然不地道,但对河南、陕西乡亲来说,焦芳大学士是心系故土的“好官”。
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官府所管辖的社会事务有限,没什么国家投资的大项目,连修桥铺路都常常依靠民间集资。京官给家乡争利益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想办法给家乡蠲免赋税；二是关照故乡的士子,为故乡多争取生员(以县为单位)或举人(以省为单位)录取的名额。
在古代,京官照顾家乡几乎是一种传统。皇帝自称受命于天,各级官僚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是皇帝的子民。一切来自朝廷的恩惠,都体现皇恩浩荡。特别是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更是如此。京官替家乡争利益,不但可以理直气壮,而且是一种士大夫的责任。在当时的人眼里,一个官员如果一清如水,在京为官不替家乡争利益,只能算一个好人,未必是一个好官。
再以晚清第一中兴大臣、亦是清代“立德立功立言”做得最好的高官曾国藩为例。他三十七岁就做到二品大员侍郎,但在他刚刚做了从七品官的翰林院检讨(副处长)开始,就乐于联络在京湘籍官员,为家乡的百姓疾苦呼吁。湘军崛起前,清朝二百多年来官员选拔主要通过科举,湖南的京官和地方大员数量和重要性远不如文风鼎盛的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因此虽为翰林院小官,但曾国藩对造福桑梓责无旁贷。
如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一的日记所载:“丑正起,为蠲缓华容钱粮,同乡公去园子谢恩。”那一年洞庭湖周边的华容等县遭受水灾,曾国藩等湖南籍京官多处奔走、呼吁,让华容县蠲免部分钱粮,其余钱粮也蒙恩缓交。这些同乡京官在深夜两点(丑正)就爬起来,一起赶到郊外的圆明园拜见皇帝谢恩——可见那时候京官为故乡说话根本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
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曾国藩的岳父欧阳沧溟致在给他的信中说:
道光十五年前,我衡清(指衡阳、清泉,后来清泉并入衡阳)钱粮都差倒折；自十五年后倒折归里甲,而两邑之士民凋瘵日甚矣。捧读吴御史奏章,无不欢腾,蔀屋控告,官长不肯允行。仁婿为国家兴利除弊,或另请御史奏,或面禀皇上,酌定章程,钱粮系都差倒,永不归里甲倒,颁诏煌煌,为两邑群黎造福,即为一己子孙造福,切祈切祈。
曾的老丈人是位学问不错的秀才,他显然受衡阳的百姓委托,给这位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的女婿去信,让朝廷下文改变钱粮征收的“倒折”方式,以减轻衡阳、清泉两县不合理的农民负担——清代在各地征收皇粮国税,以路途中损耗为名要在正税之外,加征一定比例的折色,有些地方加征的部分还大于正赋,地方官吏以此来谋私。
可见,从曾国藩当了礼部侍郎开始,他已是湘籍京官的领头人,为家乡谋福利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曾国藩在湖南训练湘军,战胜了太平军,他的故乡湘乡县随之从军的很多,伤亡也较大,因此朝廷几次下诏增加了湘乡县的生员(即秀才)录取名额。
皇帝为什么允许各地官员如此做?在京官员一定程度上就是各地的利益代表,皇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取之或予之,由皇帝说了算,应各地官员之奏请给予某地一些利益,换取的就是效忠。同时,作为一个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统治者,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源并进行再次分配,也是为了损有余补不足,来维持帝国的统一——这是帝国最大的利益。
在古代政治的运行中,利益往往大于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