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学界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部分人强调，中国经济须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经济结构转型就是要把出口导向转向国内消费拉动;另一些人则称，中国仍处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基础设施等领域还有很大投资空间，经济增长不能偏废投资这个发动机;还有些人强调，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要从供给侧入手，提供新的供给以拉动经济增长。这些药方能使中国经济已然放慢的发动机迅速恢复动力吗？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学界也曾遇到类似问题。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一直都是指导美欧等西方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官方经济学派。政治家们和政府官员大都相信被大大简化了的“庸俗凯恩斯主义”：经济衰退是因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可以创造公共需求予以弥补。创造需求可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增加财政赤字，以促进增长和就业。通胀与增长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当然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宁可有点通胀，也不放慢增长”。二战结束直到70年代美元危机与石油危机之前，尽管通货膨胀有时高达两位数，但西方国家经济还是经历30多年增长而未出现明显衰退，堪称奇迹。但当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很快进入“滞胀”时期，经济增长迅速下滑，而通货膨胀又没能止住。
就在寻找走出“滞胀”药方的过程中，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陷入了大辩论。面对滞胀，政府通过扩大赤字来创造需求、支撑增长的方式已难奏效;而若继续依靠放松货币政策，除了制造更高通货膨胀，似也无法唤起投资者继续投资的热情。在此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在辩论中占据上风，在上世纪80年代后成为西方国家官方主流经济学派，为经济政策转变奠定了基础。
当时，英国与美国率先采用“反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大幅提高利率，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同时大幅减税，削减政府福利开支，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这些后来被欧洲经济学界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措施虽然带来短暂经济繁荣，却也埋下了隐患。放松管制刺激金融业的疯狂发展，导致产业的“空心化”一发而不可控制;企业可以转移生产，蓝领职工在薪酬上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大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金融投资成为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无人问津，搞得美国为首的经济体主要依靠金融泡沫支撑繁荣。但金融泡沫毕竟只能维持一阵子，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金融泡沫腾起又破灭的过程。
当前，我们在调整经济发展思路过程中应该记住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学界的那场辩论以及后来的结果。改革不仅要关照当前问题，还要考虑现在的政策和措施将给未来带来何种影响。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调整难度，学界出现有关经济发展的“思路之争”并非坏事。希望我们能在这轮大辩论后找到一个能够指导中国经济顺利化解过剩产能、实现结构调整、完成动力更新的路径。或许也只有在经过这种大辩论之后，经济发展思路和方向才能更加清晰。(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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