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出版的《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陈焕章译成中文题目为《孔门理财学》）一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在1913年1月《孔教会杂志》创刊号上，陈焕章说：“吾国人多劝余译(《孔门理财学》)为华文，余有志而未逮。以精力已疲而日力不足也。”现在，我的朋友翟玉忠先生终于把它翻译成汉语并出版了。
陈焕章（1881-1933年），广东高要人。早年曾入万木草堂受学于康有为，190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留学。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完备地包含了一切理论。他比较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孔子，马尔萨斯只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论，而孔子则提出了一个总体哲学体系。“这是因为马尔萨斯是一位专业经济学家，而孔子是最广意义上的一位大师。然而从他体系中的相关部分来看，孔子显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关于德本财末原则下的理财观。儒家总是将经济问题置于伦理和政治的框架之中来谈论，往往先要作一价值判断，看其是否合乎道德义理，以至于不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考察，甚至不能觉察到其存在。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义”，而只有人才解“义”。由于人能群而禽兽不能，理财是为“人群”服务的，因此，理财同政治、伦理、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让某种独立于人群之外的、带神秘色彩的“市场规律”或“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活动则无异于禽兽行。所以，陈焕章给传统经济思想做出如下的现代经济学定义：遵循社会公正原则的理财学，以人类的集体生活为目标。《大学》篇更发挥孔子的思想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关于孔子“罕言利”问题，陈焕章解释说：“人性已经是自私的，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人们天生就知道狭隘的利，不需要再教他们。如果像孔子那样伟大的教师常常言利，将使人们更加重利轻义，更多地关注金钱，更少地关注品行。他们将以孔子教导为由原谅自己，用孔子的话作为借口。因此，孔子不常言利，而是代之以义。”为了节制人类的欲望，孔子阐明了直接反对经济动机的三个学说，即命的学说、名的学说、灵魂的学说。
陈焕章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进行了讨论。他注意到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生产中还是在消费中都是这样，甚至认为儒教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他说：“在儒教中，重要生产资料应属于公众，统治阶层只应得到俸禄。不过官员阶层可以将俸禄积累而成为资本家。现代社会主义不禁止拿薪水的官员从事赢利性活动，而儒家完全禁止他们取利。我们可以说二者的不同是由于古代贵族允许世袭官职，而在现代这是不允许的。因此，儒家有必要禁止他们从事赢利性活动。这个说法不错，应是孔子的原本思想。但儒家社会主义意义更深远。首先，儒教不允许贵族政治，没有人可以世袭官职。其次，即使在封建制和贵族政治被废除后，甚至对于临时官员，这一不得争利原则仍然适用。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社会主义比现代社会主义更加彻底。”陈焕章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二者有同样的目标：即均平整个社会的财富。他分析中国人的整个经济生活比西方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人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是社交性的，中国的农业、商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分配方面也是这样。
《孔门理财学》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经济学从不把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割裂开来考虑，这大概也是他比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高明之处。它在中国学术思想语境中是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意趣》一文中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孔子以前之学说，亦在于是。诸子朋兴，各持异说，且与孔孟为同时。故诸子之学说，不得不取以比较，故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陈焕章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巧妙地将西方学术规范与对儒家社会理想的追求结合在一起。
正如这本书的译者翟玉忠先生在《译序》中所云：“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学开始摆脱伦理学走向独立，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当代西方经济学摆脱伦理学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物欲横流、环境灾难频发的时代，《孔门理财学》让我们重新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和谐的重要意义。”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