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离不开市民参与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不是重复开展一次或若干次“创文”“创卫”这样的目标行动或活动，而在于如何让治理决策做到统筹科学。一个好的城市治理体系，一定是包括政府部门和市民等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元共治的协商、对话、妥协的互动系统

　　最近，西安市政府邀请市民参与，以电视直播互动方式首次开启“问政时刻”活动，活动主要聚焦房屋和房地产市场管理，现场气氛热烈。引起笔者关注的，不是市民代表送给房管局长的“听诊器”等花絮，而是分管副市长的现场感言：我在现场如坐针毡，没想到问题这么多、这么严重，“下一步，将重点解决执行力问题，把工作做扎实，让人民满意”。

　　西安主动邀请群众为城市治理问诊把脉，这一做法值得点赞。对于当地政府负责人的“没想到”，我们也不能简单推导为责任感缺失，背后所折射的城市决策机制和城市治理能力值得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为主体的城市治理体系在维护城市秩序、推动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效率优势。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样以“市长”为代表的过度集中的城市治理模式，也带来了决策不科学、效率至上以及“城市病”等诸多弊端。去年，中央在时隔37年后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此后各地相继开始落实会议精神并纷纷出台文件。但大多数地方的着力点依然停留在目标、指标、项目和投入上，对于如何实现城市发展方式创新，尤其是如何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等，大多语焉不详。

　　城市治理主体的过度集中单一，容易导致城市发展建设决策机制失衡。小至行道树的树种选择，大到交通路网、城市地标以及城市风貌管控，几乎完全取决于城市主要管理者的个人认知、知识、经历甚至兴趣。由于缺乏真实严谨的论证、协商和妥协过程，其随机性、片面性所造成的城市功能缺陷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屡见不鲜。

　　城市治理主体的过度集中单一，还容易导致城市治理的统筹和效能难题。具体而言，就是部门垄断和归口隔绝。很多年来，为解决诸多城市顽症，各地城市政府做了大量的部门协同探索，但联动效果依然乏善可陈。比如，某地城区为方便群众而新规划了一条方便市民的早市街，但交通拥堵随之而来，有人建议把这条路改成单行道，但这事区政府、街道办却说了不算。便民早市事关民生，交通缓堵却减损了民众获得感。不过，如果当地党委或行政“一把手”出面协调，上述问题往往能迎刃而解。试想一下，如此细碎的问题反映到地方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层面的可能性会有多大，时间周期得有多久。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不是重复开展一次或若干次“创文”“创卫”这样的目标行动或活动，而在于如何让治理决策做到统筹科学。一个好的城市治理体系，一定是包括政府部门和市民等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元共治的协商、对话、妥协的互动系统。市民等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恰恰是当下中国城市治理的短板。短板的形成，除了市民公民意识发育滞后的原因，以往过度集中的城市治理传统造成的政府治理依赖和高介入门槛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困境。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创新城市发展方式，特别要求“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应该说，针对当下我国城市发展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中央不仅指明了方向，而且也明确了创新路径。接下来，考验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城市治理改革创新的决心、智慧尤其是吸纳多元意见的胸怀。总之，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市长别唱“独角戏”。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张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