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近日国内外交研究界最有争议的事件，恐怕当属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大使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之间关于中国外交和媒体报道之间关系的辩论了。一位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外交官，另一位则是媒体行业出色的媒体人。两人的隔空辩论，不仅让不少感兴趣者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让中国外交内部的“鹰牌”和“鸽派”标签分外扎眼。
作为一个学界的晚辈，笔者来评论此次论战，其实内心深处颇感“高处不胜寒”。吴大使是笔者心中的老前辈，相较于“大使”，笔者更愿意以“吴院长”代称，因为吴建民大使卸任后曾经担任过外交学院的院长，而笔者在外交学院求学之时曾经上过的其讲授的“外交案例”课程，精彩非凡，受益颇多，深感老一辈外交家和外交一线人员的不易；吴院长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架子，也让自己对于吴院长更加尊敬。
对于胡锡进主编，其实更多的印象来自于其主编的《环球时报》。笔者出生于一个三线小城市，相信和笔者一样的80后90后，在学生时代都将《环球时报》作为自己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不同于某些死板教条的说教式媒体，《环球时报》将新鲜的新闻内容和独特的分析观点带给广大读者，让人们能够透过阅读了解世界，认知自己。
此次辩论，缘起于吴院长日前在外交学院的一次演讲，吴院长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总编辑胡锡进搞不清楚状况。胡锡进随后发表回应，认为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并让他想起了受了委屈还总想息事宁人的驻外大使。两人之间的观点碰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其实如果我们翻看两人的辩论，会发现两人之间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吴院长说的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今天的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世界，就有大发展；凡是错误地认识了世界，就要倒大霉”，“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也未必找得回来”。吴院长能够说出如此尖锐的观点，其实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直言不讳，也可以看出吴院长为人的真诚与坦率。
与之相比，胡锡进主编说的也对，“媒体永远会比外交‘鹰’一些，全世界都这样，西方善用这一点”，“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不同人的更多视角加在一起，才会带来认识的丰富、全面和准确”。相较于吴院长的批评，胡主编的意见也十分中肯，只不过最后胡主编用了一个略有批评意味的类比，才让这次观点的碰撞略有了一些火药味儿。
此次事件之后，网上的评论铺天盖地，大家也更是将其他的一些学者牵扯其中，以“鸽派”和“鹰牌”让一些原本处之事外的学者纷纷“躺枪”。不过分析来分析去，辩论来辩论去，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达成共识。
一方面，吴院长的观点是对的。吴院长的观点是站在外交使馆的层面，即在外国的官方代表之上，原意应当是认为一些较为偏激的言论影响了中国在外界的形象，使得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产生了偏差。这是很正常的，毕竟中国的各种言论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言论将会影响到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有时候会给外交一线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干扰外交工作。所以吴院长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和外交一线的资深专家，对于这种感受恐怕是感同身受，在外交学院的讲话中透露出来，也是情有可原，更显示出吴院长对于中国外交事业的拳拳之心。
另一方面，胡主编的观点也是对的。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媒体，《环球时报》虽然有“官方背景”，但是在当前中国国内时政类报刊杂志蜂拥如潮的背景下，如何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能够抓住“市场”才是媒体从业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媒体不同于政策或者研究，更多的关注的是“热点”，因此往往会与政策一线实施者之间产生具体问题认知上的偏差。其实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中，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多样性来获得生存是不可避免的。各种信息交融贯通，才让社会丰富多彩。当然，《环球时报》的某些文章确实会比较激进，但是作为一个媒体平台，多样化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必须的。
其实说来说去，吴院长和胡编辑之间的辩论，原本并不在一个相同的平台之上。吴院长的批评来自于一个一线外交官对于国内某些言论影响后的批评，而胡主编则更多的站在媒体人的角度阐述媒体多样性原则。一个是资深一线外交家，另一个则是出众的媒体领军人物，两人的辩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旁人评论引申开来，往往越引越乱，最后似乎无休无止，没有终结。所以无论是吴院长还是胡主编，两人的相互辩论恐怕都没有旁人引申的那么深刻。
其实吴院长和胡主编之间的辩论，代表了国人对于中国外交转型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的关切。一个变动的中国，这样的辩论是需要的，说明中国人关注世界的发展，关注国家的未来。无论是国内有些时候谈及外交机构“补钙”，还是使馆人员谈及待遇低条件苦困难多，都应当相互理解，慢慢来，外交的中国梦终究会到来。
（王晋，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