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个话题，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说。对于综合创新说，学界已达成一定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综合创新，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一些论者喜欢采取体用模式予以解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就是体用模式说的典型代表。但我以为，这些说法都难以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因为“体”是主语，“用”是谓语，“体”与“用”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借用古人的话说，叫做“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中学、西学作为两种思想资源，并不存在孰为“体”、孰为“用”的问题。武断地把哪一个定为“体”、把哪一个定为“用”，恐怕都不合适。讲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牵涉到“体”的问题。不过，这个“体”其实就是当下我们自己。只有活着的人才有思维能力，才有资格作为“体”。先哲早已作古，不能再思，也不能再想、不能再说。先哲只能为我们提供思想资源，不能为我们提供当今时代所需的现成思想。利用先哲留下的思想资源，打造我们自己的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我们责无旁贷。无论传承还是创新，都必须以“我”为主体。当然，这个“我”是大我，不是小我。从这个角度说，“打通中西，成就自我”，就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倾向需要纠正。第一种倾向是只讲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其余两种。客气地说，这叫做文化守成主义；不客气地说，这叫做文化保守主义。按照这种倾向，我们既不能合理传承，也不能科学创新。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种倾向是只讲西方文化，排斥其余两种。有这种倾向的人，被人们称为西化派。西化派其实是思想懒汉，只能拾人牙慧，并没有创新能力。我们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对中国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简言之就是如何形成哲学创见的问题。我们应有解放思想的勇气，不囿于成说，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跟着感觉走，是做不出学问来的。做学问不能只用眼睛，更重要的是用心。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叫做“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然，“我见”还不等于创见。“我见”必须经过充分论证，以理服人、被大家所认同，才能称得上创见。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存在的问题意识不强、论证不充分、诠释不到位等情形，影响着创见和创新成果的问世。例如，哲学史作为理论思维的历史，应以问题变化为线索。哲学史虽可以看作历史学的分支，但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哲学史所关注的对象主要不是事件，也不是人物，而是问题。讲哲学史必须突出问题意识，把每个阶段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找出来、讲清楚，把每个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找出来、讲清楚。张岱年先生说：“现在讲中国哲学，对于一个哲学家的原文，实不只是印，而亦是证；不是引述，而是引证。”有些人可能误解了他，以为引证可以代替论证。其实，引证代替不了论证，能把道理讲透彻才是真本事。讲道理就是诠释，就是把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在当下的语境中变为活生生的思想。这就需要增强问题意识、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在吃透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创见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