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

　　●对话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周 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 雁

　　缘起：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和不断创造的历史辉煌，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闪烁着中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但毋庸讳言，对西方学术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主流经济学历来是大国经济学，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构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与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的经济学者该如何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这是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的话题。为此，经济学专刊特邀请林毅夫、蔡昉、周文三位学者就此展开对话。

　　 主持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创造和鲜活的宝贵经验。有一种说法，谁解释清楚了中国经济现象，谁就能够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能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林：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充满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国际上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屡屡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其原因应该出在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方面存在根本缺陷，比如，对我国双轨制改革的前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满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中国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其理由是：一个经济体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自由化、政府平衡预算。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而是推行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立即私有化，而是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由此，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的国家维持了30多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蔡：最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解释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在于数学模型，而在于解释力和经世济民的实效。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减贫奇迹，经济学在其中无疑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理论成果看上去是滞后于鲜活的实践的，但许多学术成果和对实践的总结，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中帮助决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为什么经济学能够成为“显学”的原因。西方经济学也讲发展理论，也讲制度变迁，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归纳的那些教条——如“华盛顿共识”，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着眼于“三个有利于”，选择了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和地方政府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就是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神话”和“圭臬”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但在实践上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理论上也有很多丰硕成果。比如，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而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则证明了两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林毅夫教授把它精炼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再比如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这些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经世致用才是其目的和本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一直以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是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水平和成就的。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巨大变迁，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成功。

　　 主持人：三位都认为应该总结中国经济实践当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做出系统性的经济学理论总结。能否这样理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可能更侧重于发展与转型，因而也更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作用？

　　 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国家现代化。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有一种认识，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积极到西方国家学习，希望把西方理论拿回来运用，帮助我国实现现代化。但仔细研究过去70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理论去制定政策并让国家成功的。极少数的几个成功的国家或经济体，他们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时，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形成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这个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其实，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一定适用，所以才会有旧的理论不断被新的理论替代的情形。

　　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是比较相似的。中国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成败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要高很多。

　　 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从特有的国情出发的，避免了生搬硬套，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丰富经济学知识宝库。

　　与此同时，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有诸多共同之处，有大量成功经验和走弯路的教训，值得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概括和抽象，创建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发展经济学。例如，中国减贫扶贫的成功经验为世界瞩目，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羡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而著称。虽然“华盛顿共识”在国际经济学界广受诟病，但只有中国经验能够提供另一种成功的选择，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这些经验从工作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理论化，否则传播的范围就不够。

　　周：中国奇迹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个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

　　主持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为经济学理论的成长与创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但中国经济在实践上的探索远快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经济学者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应如何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引领中国经济实践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林：20年前，我曾发表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这篇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也可以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此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现有西方经济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必要的，但在运用外来的现成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切忌生搬硬套。只有经过“创造性重构”的思维过程，弄清这个理论所舍象掉的社会变量在我国同样是无关紧要、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同样是重要的变量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可谓不少，但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少数做得较好的也被认为是在为外国学者整理资料。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不只一端，其中之一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现有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禁锢一旦消除，理论界便出现了一片空白，经济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引进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上，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虽然近年开始有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经验、现象进行总结，但还止于描述的阶段，因此只能得到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

　　蔡：中国经济实践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实践经验乃至教训是理论创新的土壤和养料，所以理论看上去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理论讨论往往是在实践决策过程中发生的，既是受实践检验和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过程。固然，理论抽象有赖于方法论的规范化和创新进步，这需要学习借鉴当代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技术和方法，但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应该克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过度数学化和计量化。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既要见森林（统计数据），更要见树木（现实生活中的人）。因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创新经济理论。二是避免把工作中的观察等同于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经验科学的学科，因此要按照学科规范来分析问题、抽象出理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检验，最终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

　　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阐释和论证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来源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奇迹使中国学者具有运用自己的经验检验已有理论、创造新理论的底气和发言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已进入了全面自主创新的新时代。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基础上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规律的新发现，必将汇聚成经济学理论范畴和体系的新革命，为世界经济学宝库增添中国财富。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尚显滞后。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比如，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缺乏基本规范，存在不少片面、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再比如，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运用。另一方面，在引领经济学发展方向上缺乏厚重的理论支撑，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常常对外国理论生搬硬抄、拔高甚至神化，并以此标榜甚至“自以为”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一些学者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将中国丰富的实践和创新变成解释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习惯于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

　　主持人：中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经济学如何在理论上全面系统解读新常态？进一步地，新常态的提法是否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有两层重要含义。第一，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体现全新认识论的一个范例。新常态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国情，还是更积极、奋发向上的集结号，通过强调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帮助我们科学理性地认识过去、把握今天、决定未来。第二，新常态这个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判断经济形势出发，提出了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要依靠改革、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转向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由于这个理念既具有经济学的抽象力，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又具有经济政策的实践力，所以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将会通过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完善从而与时俱进的理论。

　　 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明确提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中央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正式界定，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发展理念、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未来态势进行了初步论述，基本形成了“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总结了进入新常态三年来的经济实践，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说，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说明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应只关注短期的热点问题，应该更加注重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各种要素禀赋、发展趋势、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研判，就是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注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变化的方向。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法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主持人：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蔡：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也形成了大量新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应该努力做好的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真正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把从国情出发作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出发点。越是中国的才越是世界的，从国情出发上升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实践具有切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更有借鉴意义。

　　第二，实践经验有时来自于个别事例，或者分别表现为个别事例，只有揭示每一个事例和每一项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升华为理论，否则也只是经验的堆砌，指导意义就被降低了。

　　第三，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我们所要创立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理论，它必然与以往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更要求达到指导我们今天和明天新实践的时代高度。

　　 林：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国际化，不应舍近求远，而应以本土问题为入手点。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于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外，还将使我国的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经常是在现有理论解释不了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因此，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对我国目前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现象的解释和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国的经济学家从本土现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才能较好地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并找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周：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辛探索，为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是构成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主持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能否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学学派，进而能够在世界学术界起到引领作用？

　　林：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判断，最慢到2025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更高。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解释这个经济现象的理论会是最重要的理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并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并且，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也会对其他面临和我国相似的条件和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蔡：最富有史诗意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把经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我们从未如此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对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经济学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强烈，不仅将用来指导中国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成为我国的一种软实力。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我国各级干部深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其次要求我国经济学家站在世界经济学科发展的前沿，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否则中国奇迹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达不到理论的高度；最后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及其成果要有更高的标准，胸怀更大的使命感，引领国际经济学前沿。

　　 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简单归纳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经济学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和土壤，中国经济学研究应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范畴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领发展的高度。

　　此外，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要尽快扭转只在“西方笼子里跳舞”的倾向，立足中国现实，提炼中国问题，借鉴国外，融入国际，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引领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