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复制的学位论文，是怎样蒙混过关的？

　　近日，山东大学被爆出硕士论文抄袭事件。该校学生陈某写于2013年的硕士论文《档案开放利用与信息安全保障研究》，与安徽大学刘俊玲写于2012年的《档案开放利用的信息安全保障研究》高度雷同，摘要、关键词、目录近乎一致，正文部分也难以区分，连论文的致谢部分都只有导师名字的不同。

　　学位论文居然也敢全盘抄袭，且顺利过关，这不免让人在愤怒之余，多有疑惑。就像其论文指导老师回应的那样，“很纳闷”。只是，不明真相的公众可以“纳闷”，而作为关联人的导师也“纳闷”，就未免让人更加“纳闷”。这样一篇近乎复制的论文，究竟是怎样蒙混过关的？

　　眼下，山大已经正式回应抄袭一事，表示一经查实将撤销授予该学生的学位，并重申该校对学位论文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如此善后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大家关心的是，学术界对类似的事件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关注。

　　实际上，从其导师“纳闷”的背后，若隐若现的，正是一种由来已久、习以为常的熟视无睹。抄了？呃！知道了。查重没查出来，好奇怪……如此而已。相较具体的抄袭行为，这种熟视无睹的心态才是真正可怕的。

　　尽管一直不乏为精神产品抄袭辩护的意见，有专栏作家甚至表示，“文化和任何资源一样，也必须循环再用。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故事已经讲完了。”但无论如何，一个无视乃至鄙视文化原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保护原创，呵护创新，乃是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所在。

　　即便是“循环利用”，也绝不可以大面积抄袭，那只意味着创造精神的萎缩与矮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会将抄袭视为一种传承，思想与创意的开放共享，应该以清晰的知识产权为基础，这是规则，也是文化。

　　一直以来，有论者在呼吁构建“学术共同体”，以制定规则，规范学术行为，约束学术不端，保护个体权利。现在看，如果我们连对待抄袭都缺乏共识，这样的共同体又怎么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学生写论文抄袭，是为了获取学位；老师抄袭，是为了职称；官员抄袭，是为了职务……若都以这样的“正常性”自辩，最终受损的只能是文化生态、社会生态。

　　很多人都强调，要依法依规严厉惩治抄袭，构建严密的查验、问责制度等。这些都没错，但若想从根本上杜绝抄袭行为，还要在社会上培育一种有共识的耻感文化。只有明辨是非、明耻知耻、坚守底线，才有可能树立健康、积极、不苟且的文化氛围，进而对抄袭行为产生内在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