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台湾的经济政治实践是一面镜子

　　再过几天也就是1月16日，台湾将进行第六次地区领导人直选，并极有可能实现第三轮政党轮替。从1996年至今，宝岛上长达20年的民主实践，有经验、有教训，有躁动、有喧嚣。这样的民主实践，除了让台湾地区的执政党两度更替，也给台湾社会和人民带来诸多深刻影响，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汲取。

　　经济由腾飞到低迷，台湾为大陆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前车之鉴

　　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岸分治现实，无形中令体量更小的台湾成为“大中华圈”发展的先行者，及某种程度上的试验田。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是经济腾飞还是社会转型，两岸大约有着二三十年的“时差”，台湾先行累积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成为大陆发展的一面镜子。

　　威权时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发轫于农村改革。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台湾对土地资源进行了重组，既提高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也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1964年台湾农家户均可支配所得就相当于非农家的96.59%。台湾起飞初期，大量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适合吸纳低素质劳动力、尤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使得就业较为充分，收入较为平均，令广大“屌丝”阶层得以分享改革红利，也令台湾的改革得以在初期避免大资本形成垄断，促成了分配的均化。1979年台湾失业率降至1.2%，实现了充分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到了60.8%，令社会“均富”成为台湾奇迹的重要特征。

　　台湾奇迹二十多年后几乎完整地在大陆得以再现，并且，至少在几乎整个1980年代，在达成“帕累托最优”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富”。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的经验、人才和资本，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就在大陆开始经济腾飞的同时，台湾比大陆提前了二三十年进入经济转型期，“均富”奇迹终结，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据“五分位法”(Disposable Income Quintile，将人口按照收入所得排列，分成5等分，比较最高20%人口与最低20%人口的收入差距)数据显示，1980年仅为4.17倍，到1990年上升到5.18倍，到2001年上升到6倍以上。贫富差距日益成为岛内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

　　究其原因，首推经济结构转型中，增速放慢，景气指数低迷，推动了“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尤其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就业困难大大增加。数据显示，每户就业人数按照“五分位法”计算其差距，收入最低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从1981年的1.45下降到2013年的0.51;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就业人数的下降明显少于前者，从1981年的2.61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2.29人;两组人群之间的家庭就业人数差距则持续扩大，从1981年的1.80倍，到2013年的4.49倍。

　　当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已成为内地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前台湾在应对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方面的经验、尤其教训，因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与总结。

　　台湾“民主模式”复制到大陆，后果极可能是灾难性的

　　与台湾经济、社会转型伴生的，是政治的巨大变革。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地区领导人，开始了岛内的西式民主实践。20年来，这一实践似乎证明了西式民主与中华文化可以兼容，但同时也展现了这一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水土不服”问题。例如，台湾的民主存在如何应对宗族势力、地方黑恶势力对民选的干扰等大量问题与风险，在体量更大、情况更复杂、经济发展更不均衡、民粹主义基础更为深厚的大陆，会产生如何的变异？(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普遍推行的村级直选中，出现的不少问题，与台湾早期民主实践十分相似)。台湾20年来所积累的应对经验，移植到大陆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我曾当面讨教台湾主要政党的一些大佬，他们普遍认为台湾当下的“民主模式”若简单复制到大陆，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极大。这再次印证，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在台湾的民主实践中，如何避免被民粹主义绑架是难点之一。比如，民进党在2008年败选后，推行了党务改革，其工作重点从“统独”议题转向民生议题、从省籍斗争转向阶级斗争。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民进党不断强调贫富差距、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蔡英文在2014年就曾指出，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不在市场，关键在政治”，她的这一理念，在本次大选中更是屡见不鲜。不少岛内外学者认为，台湾存在走向“阶级政治”的现实与趋势。当这样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民主”生态展现在大陆民众面前时，除了会触动别样的历史记忆之外，难免也会激发对台湾“民主”更多的思考。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两岸发展的“时差”会继续存在、不断缩小，这种“时差”既是台湾的特点所在，也是台湾在整个“大中华圈”发展进程中的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台湾即将到来的第6次地区领导人直选，出现何种结果都具有“样本价值”。因为，岛内2000万人的“试验”，让“大中华圈”亿万同胞可以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一条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何其重要!(作者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