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企业降成本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谋略（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成本列入明年五项重点经济工作之一，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会议强调，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并就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六类成本做出部署安排。

　　虽然会议对降成本的要求提得非常明确，且很少有地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降本措施。但是，能不能真的把企业成本降下来，特别是实体企业，能否从目前的高成本、高负担中走出来，从而焕发新的活力、新的竞争力。可能不是几句话就能表达的，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与办法，有足够的智慧和谋略。

　　众所周知，为企业减负一直是政府竭力推进的一项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就不断地通过各种检查、治理整顿、专项行动等打击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等行为，也组织过若干次清理各种不规范税收行为，并通过价格改革等措施的出台，降低企业负担。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企业负担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重了。按照目前可以拿得到台面上的各种税费负担，与GDP相比，企业负担已达到40%，相当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高出发展中国家约10个百分点。如果再加上各种不规范行为，企业的实际负担可能远超实际负担，那么，就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再加上我国是一个就业大国，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税费负担再这么重，企业还有多大的市场竞争力呢。

　　事实上，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和产品能够在粗放式发展、低端制造的情况下，也能够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之外，与税费负担不是太重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前的这些年，虽然各种不规范行为也较多，由于税负较低，整体税费负担还不是很重。但是，随着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围绕财政收入而征收的各种收费不断增多，整体税负也在不断加重，直至目前这样的税费负担水平。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降低税费负担、降低企业成本，需要体制内外共同行动，尤其是体制内的税费如何降低，将直接决定降成本工作能否取得明显成效，企业负担能否真正降下来。那么，应当如何来实施减负降本工作呢？笔者认为，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谋略。

　　首先，以价格引路。价格是最容易对企业成本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受价格影响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对企业运营产生积极影响。自然，电力价格就成了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因为，长期以来，不管煤炭价格如何变化，电力价格基本维持不变。而眼下煤炭价格已跌成白菜价。因此，调整电力价格最有条件。日前，降低电力价格也已经打响了降成本攻坚战的“第一枪”。只是，调整的幅度还不够大，还有下凋的空间。

　　需要注意和把握的是，由于电力价格调整涉及到各大行业，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因此，在调整过程中能否区别对待，对产能严重过剩、且污染极大、对资源消耗极多的行业，原则上不降或少降，倒逼这些行业按照市场化要求转型或整合。否则，会使政策的负面作用与影响扩大，使降本的效果受限。

　　第二，抓财务成本“牛鼻子”。财务成本是影响企业成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可以说是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很多人担心，降低财务成本会不会影响银行的运行，因为，目前银行的利润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的现象。这个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银行利润率的下降，是银行不规范行为造成的。按照银行的利润总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的。譬如存款保证金的问题，就明显地虚增了银行的资产规模和信贷规模，形成利润率的虚低。如果银行不对企业贷款提出保证金要求，无论是资产还是信贷规模就都能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其利润率也就会大大提高。所以，降低融资成本，根本不可能影响到银行的利润率，不会给银行带来风险。相反，如果企业运行状况好了，利润水平高了，优质贷款多了，银行的效益状况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必须把企业财务成本放在最突出位置，抓出成效。降低幅度，至少要在目前实际负担水平的基础上降低30%以上。同时，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金融市场秩序工作，打击各种违反金融规定的融资行为。在此基础上，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以此来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

　　第三，发税费“内功”。在如何降低税费负担上，一定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而不是盲目减税清费。否则，会风头一过，更加严重。对税收来说，一方面，要对中小币企业进一步扩大减税范围和强度；另一方面，对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符合创业创新要求的企业和项目等，实施减税。相反，对过剩行业，要实施加税，迫使企业重新选择。不然，很难形成税收的正面效应。同时，要加大营改增力度。对收费来说，要加快费改税步伐，凡是能够以税代费的，尽可能以税代费，避免收费不规范带来的企业负担过重。实在难以改的，也要以立法的方式征收，而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一个文件就能开征，且必须实施与税收同样的刚性。按照目前税费的实际状况，年降低1万亿应当是有空间的。

　　第四，堵交易成本“漏洞”。眼下，在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除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之外，还有很多对企业运营影响很大的交易成本。如各种收费、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交易成本、中介机构利用行政力量带给企业的交易成本等。很显然，这些方面的制度交易存在漏洞是相当大的，是必须彻底堵上的。否则，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会不断地影响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第五，斩物流成本“黑手”。中国的物流成本到底有多高，可能只有企业知道。其中，公路收费是最为突出的物流成本之一。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物流成本问题上，却始终被政府困难牵着鼻子走，甚至有关方面还要出台让公路收费常态化的政策。事实上，物流成本过高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企业负担沉重，还有损失浪费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等。如蔬菜的产地抛、销地跳现象，就是最鲜明的特征。在水果、粮食等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而公路收费等企业的各种腐败问题严重，也是不可忽视的。更重要的，一旦流通不畅，还会带来价格畸形和扭曲问题。所以，物流成本过高的“黑手”必须斩断。

　　最后，拓社保费渠道。如何处理社保费征收标准过高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目前社保费的收支是不平衡的，缺口也是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社保的覆盖面不广，老龄化趋势过于严重。如何改变，应当小心谨慎。其中，如何扩大社保基金征缴的覆盖面，是最为紧迫的任务。扩大覆盖面，除了将没有纳入到社保征缴范围的纳进来之外，延长退休年龄或是一种办法，但风险很大。比较可行的是，提高国有企业红利的上交比例，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收取相关的国有资产占用费，也是一种手段。从总体上讲，社保费标准问题应当慎重。

　　总之，对降成本问题，应当有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从而让企业能够看到希望。更重要的，这样的方式，不能只为眼前，而应当变成一种制度性约束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