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流动的僵化是个危险信号

　　或许你以前没有听说过“罗德奖学金”，但如果告诉你罗德奖学金诞生了40多位国家领导人、70多位跨国企业董事长或执行长、1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你也会对其肃然起敬吧。12月7日首批罗德中国奖学金的获奖者名单揭晓，四名90后大学生巩辰卓、任娜瑛、张淳映、张婉愉分别来自复旦、清华、浙大和北大。在校学习成绩自然不用说，除此之外，四人还有着一定深度的学术研究和广泛且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有很强的社会担当意识，属于全面发展型的学霸。明年10月，他们将拿着每学年约50000英镑的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深造。

　　另外还有一则关于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的新闻。尽管屠呦呦一直不提及自己的家人，近日有记者发掘出屠呦呦的家世。屠家祖先中间出过包括吏部尚书、太子太傅赠太保屠滽、文学家和戏曲家屠隆、博物学家屠本畯等等，既有高官显贵，又有文人墨客。屠呦呦的母族更是不遑多让，称得上当时宁波的豪门望族。据《鄞县姚氏宗谱》记载，屠呦呦的外公姚传驹，曾于东北三省沦陷前任中国银行行长，民国财政司司长等职。所以说屠呦呦出身财阀豪门和书香门第所结合家庭是非常恰当的。

　　这两篇新闻有什么共同点吗？有。无论是屠呦呦，还是四个年轻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都是社会精英。屠呦呦自然是如今在其专业领域登峰造极的人物了，四个大学生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我分别在两篇新闻的评论区看到很多很酸的评论。对于第一则新闻，很多网友叫嚣“敢不敢晒出家庭背景”，言下之意怀疑这四人是家庭显赫的富或官二代。第二则新闻的评论区也出现很多类似“寒门难出贵子”的感慨。精英常出自显赫的家庭，这个观点似乎广为认同。

　　接受归接受，我们心里却总有些酸溜溜的。媒体上对官、富二代的负面报道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官、富二代就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千金小姐。一旦出现学识超群、能力卓越的官、富二代，我们真宁愿不存在这样的人——出身比我好，还比我努力，让我拿什么和别人比？

　　然而悲哀的是，媒体的片面报道正好满足了我们脆弱的自尊心，事实上富二代中的精英比比皆是。远的如张爱玲，徐志摩，林徽因，钱钟书，钱学森等，近如今年上半年引发热议的金刻羽，亚投行掌门人之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助理教授。尤其文史哲领域，出身富贵的名人非常多。这些名门之后能获得比普通人好得多的物质和教育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精神层面的问题确是只有在充分的物质保障下才能去追求的东西。恐怕也只不必汲汲营营为稻粱谋，不必对人低三下四，才有精力、尊严和底气来思考诸如文史哲这类高层次的东西吧，而整个富贵环境的熏陶，也让这些富家子不同流俗。

　　我们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是掌控在这些精英手中。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批判过民主的局限，他讲公民等级分为三个级别，代表智慧的卫国者，就是这个国家里的精英，有着完美德行和高超智慧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精英政治比民主政治更为理想。我们观察今天的美国，既能看到民主，也能看到优者胜出，作为少数人的精英能凭借智慧和奋斗在这个国家发挥大作用。我们不得不承认，精英们凭借卓越的才能垄断了其所在领域的权力，这中间的很多人，确实来自于不俗的家庭，也正是不平凡的出生给予了他们获取知识的便利和眼界的高远，成为各行各业中的领导者。

　　如我这般的平民所愤慨又无奈的是，平凡的出身注定了不能成为精英的命运？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有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出身平凡的人有充分的机会成为精英，比如通过自身的奋斗，得到更好的教育，改变命运。意大利社会学家V·帕累托认为精英的兴衰和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是必然的，这种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如果没有正常的流动，就会造成政治不稳定，酿成革命形势，导致精英的集体流动代替个人流动。我们所不满的自己鲜有成为精英的机会，这是个危险的信号，社会流动的僵化会导致上层权力的滥用，除了有真才实学的精英们，一些假精英也能在上层尸位素餐，这种不公平积聚久了将会有极大的破坏性。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嫉妒精英——人家的显赫的出身背景是积累了祖上多代人努力的，以你一代人之力难以追回这差距。但另一方面，平民对于精英持久又强烈的“羡慕嫉妒恨”多多少少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僵化，这可不是个安全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