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一些人言必“与世界接轨”，而其眼里的“世界”就是欧美日。他们所谓的“世界标准”“普世价值”，就是欧美日标准、欧美日习惯、欧美日价值。好像欧美日完全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标示了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
其实，稍加比较就会明白，中国与欧美日有很多不同。如果将欧美日作为我们发展的参照系，就会犯理论幼稚病，成为效颦的东施。
第一，历史不同。一方面，我国历史悠久，欧美日历史相对较短。自夏以降，我国有朝代记录的历史就有4000多年；自周以降，有连绵不断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就有3000多年；自秦以来，虽然历经内忧与外患，但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疆域基本稳定，以文字、历史、语言、国家为突出代表的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国均被完全殖民过，唯我中国虽屡遭外敌蹂躏、跌宕起伏但终究岿然长存。如果比较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历史与成就，只要放在千年以上的历史长河中，包括欧美日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望中国之项背。另一方面，我国的历史是一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西方的扩张史、掠夺史。我国既有强盛的汉唐，又有开放的宋明，但是，不仅没有仗强欺弱，“探险”掠夺，而且对外输出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促进了当时世界的文化、技术与经济交流。所以，只把历史界定在近一二百年间，以这一期间的国家实力之强弱论断道路、文化、制度之短长，如果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就是数典忘祖，患上了近视病。
第二，文化不同。马克思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根深而叶茂，既培本源的儒家、道家等文化主干，也育法家、墨家、佛教、道教等文化枝蔓，还不断吸收着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先进文化。然而，究其根本，中华文化是士的文化，仁厚有容，开明无执。中国的精英宽容大度有担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渐次的修为和追求，主张并身体力行于“和而不同”，没有西方精英的宗教偏执和“唯一标准”“普世价值”之绝对观念。中华文化“理性早启”，主张内心清净祥和，不务外力，不事武力，“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重合恶分；而西方文化的宗教性非常突出，主张信仰的唯一性与纯粹性，权利边界清晰，义务内容严格，个人主义与团队意识兼容，以力务利，以利助力，力与利循环推进，互通为一，分与合皆取决于力与利的秩序。所以，与西方不同，历史上傲立世界时，我们没有提出过“中国标准”“中国价值”。外交上，我们坚守“五项基本原则”；发展路径上，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鼓励、尊重其他民族走自主选择的道路。中国崇善，但有时没有得到好报。给西方送去丝绸、茶叶、陶瓷，但西方给中国输入毒品鸦片；中国免掉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日本反而不承认自己是战败国。所以，从文化上讲，我们发展的参照系也不可能是欧美日。
第三，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的选择往往受制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古罗马与古希腊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了城邦国家、海上贸易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宗教信仰与贸易规则，中南欧国家之间的30年战争催生了基辛格博士所说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我国自古山川交错，土地肥沃，不仅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先进农业，而且孕育出了举世无双的农业文明，自然衍生出了以家文化为突出代表的和谐、合作、包容、互助、求稳的中华文化，培育了将天下平置于国家治之上的政治理念。发达的农业，便利的交通，共同的文化，高尚的追求，坚韧传承着的价值观，也使中华民族集中统一的国家治理体制得以超越朝代更迭而延续不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安于自给自足，自我积累与发展，不仅不事扩张与掠夺，而且千方百计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友好，也与这种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种地理环境衍生的宏观大气之政治格局是务于竞争、以力求胜的西方文化所难以理解的。所以，正像马克思将小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区别于欧洲的生产方式进行专门研究一样，我们也必须把自己的发展道路放在中国的特定地理环境中进行研究，并慎重选择。当前，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就是基于我国的特定地理环境做出的科学抉择。
第四，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既是一种文化习惯，又是一种历史传承。欧美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宗教观念、规则意识、个人主义、国家利益、竞争意识非常突出，是一种以力取胜的文化，解决矛盾的习惯思维是武力优先。正如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所说：“我们彻底打垮了我们的敌人，随后又把他们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中。”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一旦遇到国家之间的实力转变，就难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古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荷兰、美国与英国、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血腥战争，无一不是这种武力决定胜负思维的产物。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家，危机意识重，扩张欲望强，加上武士道精神的传承，思维方式中也具有强烈的侵略意识，如日本对西方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争夺以及对中国的侵略等。完全相反，我国地广民众，农业社会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工业社会也能自我交换，就生存与发展而言没有扩张的需要。加上我们的文化重家庭轻个人、大天下小国家，把个人湮没在家庭中，把国家置于天下之下，尊集体主义、贱个人主义，倡导“应该”、鄙视“我想”，追求和谐、抑制竞争，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他人优先、责任高尚、稳定为本、和平珍贵、我不犯人、人别犯我。所以，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观截然相反，习近平总书记告诫西方大国：“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第五，发展目的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近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是共同富裕，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着人民，而不像西方，是为着选票和持有选票的少数人。西方选举政治下，其道路规划、政策选择、选举口号等等都服务于能够为竞选者个人或其政党争取到足够多的选票从而取得执政权这个短期的目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执政权得到了并将继续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这就保证了发展路径、制度安排等是战略性的，而不是短期性的。
中国就是中国，与地球上任何国家都不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本质。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更不是强调特殊性反对一般性，这是真正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发展的参照系不是欧美日，而是我们的辉煌历史和远大追求。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给了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辩证思维的智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给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考核的标准。当前，理论工作者要自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加强对国情的再认识，在学习、借鉴欧美日的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贸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