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甘肃省静宁县仁大乡高峡村的一个小自然村里,高家老太太去世3周年祭日,办得很有特色。7个儿子为老人在坟前竖起一座石碑,碑上刻着26个遍布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子孙的姓名。
老人有7儿1女、7个孙子、8个孙女,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一个家族。我是老人的第三个孙子。老太太17岁生下第一个孩子,此后每隔两三年生下一个儿子,直到1976年生下我的七叔。叔伯们相继出生的年代,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从新中国成立时的5.4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
孩子多,生活自然艰辛。农业合作社时期,一家人只靠两个人挣工分养活。每逢大雪封山,爷爷要跑到深山砍竹子卖钱,为家里的孩子换来衣服和口粮。但爷爷重视教育,把儿子们都送进了学校。
大伯高中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排行老二的父亲也在村里当了会计。1979年,大伯的女儿出生,家族迎来第三代人。当时已实行计划生育,但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大娘生了三个女儿后又生了两个儿子。
上世纪70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明确控制人口增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更进一步严格生育调节。母亲生下的第一胎是女孩,我属于二孩,缴纳了超生“罚款”30元——当时家里一年的收入也就200元左右。后来母亲做完结扎手术,乡政府给了200斤粮食,被称为“计划生育特困救济”。
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计划生育执行最严的时期。但那时村里家家基本都有男孩,靠的是村干部的“掩护”。为动员超生户做结扎手术,工作队想了很多办法。
后来村里孩子大都外出读书,留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在我家里,除大伯之外,叔父们最多生两个孩子。三叔在机关工作,只育有一个女儿。在外做生意的六叔,生了一个男孩后不愿再要。家族第三代出生的时期,村里鲜有生四五个的,男孩最多不超过两个。
2015年5月我的女儿出生,父亲盼着我再要一个男孩。如今政策上已经允许,但考虑到抚养成本、事业发展等因素,我对再生二孩持慎重态度。反倒是爱人坚持要再生一个,在她看来,有两个孩子一起成长,会像上辈一样更懂得照顾分享。(新华社江西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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