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公公拥有十余套房产而成为著名的“房媳”。在张彦被停职调查后，其特殊家族背景也开始浮出水面：这是一个以其公公、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6月24日《新京报》）
这样的消息，在运城恐怕早不是什么新闻，只是不知情的外地人听着新鲜。当地有人说：“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不能因为孙氏家族中有15人在运城当官，便认为运城便是孙家的天下。可以肯定地说，那里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否则，孙氏官员家族一事也不能被揭露，人们对此至今或许还只能敢怒不敢言。
不过，即使运城只有一个孙氏官员家族，也足以使人忧心忡忡。一个家族中有15人当官，在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的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少，称得上是真正的官宦之家。从事理逻辑即不难判明，这15人进入公职系统，乃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应当是官员家族形成的一般特征。虽不能说他们都不合于公职要求或不合于公正程序，但已有事实表明，这个官员家族的“第一代”孙太平，对于官员家族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公家的职位总是有限的，一个家族就占去15个，别人就只能干瞪眼。问题还在于，如果这种畸形的官场结构不加以改变，人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家族的官员特色还将延续至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成为所谓的“官宦世家”。
在运城之外，官员家族之事也时有耳闻。不过，从前还大多发生在农村（大抵也算不上什么官），甚至演化为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如今则渐有上移之势，不能不引起重视。或许，只要有适合的条件，官员家族的萌芽与发展，并不以地域或层级为限。在一个地方，只要某个官员家族不能取得“一家独大”的绝对优势地位，那么就一定会形成势均力敌的均衡局面。也就是说，官员家族现象决不会孤立地存在，经过多次博弈，结果很可能形成多个官员家族“共治”的局面。由于基层干部流动性较小，加上地缘关系的相对稳定，这样的官员家族“共治”情形在实际中便很容易固化，进而对基层政权构成垄断，窒息基层政权的开放性，并轻而易举地扭曲上级的政令，使基层政权染上浓厚的家族特征。
官员家族的出现，是政治文明大踏步的退步，是选拔任用机制长期被严重腐蚀的苦果。即使在世袭盛行的旧时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受到无情的谴责与批判。而近些年来，“萝卜招聘”、“火箭提拔”的咄咄怪事屡屡发生，与此同时，很多青年才俊却被无理、无情地排拒于政权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已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同盟和利益壁垒，因而上下其手试图使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得以不断升迁，同时又对“非我族类”的外来者怀有深刻敌意、百般阻挠。
毫无疑问，官员家族是权力家族化、集团化的重要表征，是政治生态恶化的结果，且必将进一步危害政治生态。有关部门不应坐视不管，而当以此为契机，拆除官员家族这座借尸还魂的老屋，铲除官员家族生成的土壤，还基层政权以人民的本色。
（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