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特别是随着“国学热”“儒学热”不断升温，怎样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当前思想领域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嬗变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中西合流的新阶段；而这中西合流的过程，贯穿着两个互相联系的重要环节，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以及两者的融合。
在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有两种片面性的观点：一是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失真”；二是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导致中国固有的文化命脉遭到压抑。这两种观点之所以是片面的，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思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当时就指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作为来自西方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能够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这与此前80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难以割舍。
中国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显著区别之一，是改变了其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开始了两大文化的合流。合流并非是两者不期而至的会面，而是说本来源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了新的形态。以哲学而言，中国近代中西合流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进化论在中国取得了不同于西方的新形态：从原来具有哲学意义的自然科学理论，变成了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观。严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进化论称之为“天演哲学”，而这是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理气”之辩、“天人”之辩相结合的产物。他指出，“天演”作为进化过程即“始于一气，演成万物”，还说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是从进化论转变而来，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五四”以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对“五四”之前的中西合流的发展和推进。
事实上，李大钊对此是有着自觉意识的。他明确主张“东西文明之调和”，以为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创造调和东西文明的新型文明，“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这表明，李大钊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与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中西合流的文化转型的自觉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用“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相反相成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就鲜明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中西合流的新阶段，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进化论而成为指导人们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界观，更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表述中国社会理想前景时，一方面指出将经过人民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同，另一方面强调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和李大钊的“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表述一脉相承。这绝非巧合，而是表明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近代中西合流的历史进程推向了新阶段：中国文化的精神产品将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具有世界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近代中西合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无疑是内在于其中的问题。所谓内在于其中的重要含义，是指作为中西合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存在着变革和融合这两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环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后者主要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和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并认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就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没有对于传统文化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的。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西方列强的炮火把中国“轰”入近代以来，西学蜂拥而入，到五四时期，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已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这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为直接背景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因而毛泽东把十月革命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在这之前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延续和飞跃。
有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用马克思主义变革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谈得上它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事实上，毛泽东把原来传统汉学用以治经的“实事求是”方法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经学传统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本本主义的变革。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已经做了很多反省和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如毛泽东所说，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否定对于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或者把这些反省、批判简单地斥之为激进主义而嗤之以鼻。其实，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判传统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需要的。当然，如何变革传统文化，变革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中是有差别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变革传统文化，是为了使人们认同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对外来任何新的思想文化的认同，都是将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否则，外来的思想文化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从而无法获得认同感和亲和力。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即将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处予以自觉的融合。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代性、民族性的差异，但两者所要探讨的宇宙、人生、社会、价值之类的根本问题在内涵上是有相通性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有了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正是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毛泽东在倡导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珍贵遗产时，关注当时延安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孔子、墨子的思想的文章，强调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赞赏研究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肯定孔子有“辩证法的许多因素”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长处”等；并且针对把孔孟之道全盘否定为“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这就明显地表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找出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点予以自觉融合的努力。融合这个环节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连贯性，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滋养。事实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意味着这是融合了中国知行观的优秀传统，是与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相衔接的；《矛盾论》指出，形而上学“无论在中国，在欧洲”都长期在历史上存在着，而“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这意味着《矛盾论》继承了中国古代具有自发和朴素性质的辩证法，将其发展为完备的理论。
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及亲和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传统文化变革和融合相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这个过程将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融合，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对话的综合创新。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