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果清单已见诸报端，国内外舆论都从中发现了一些惊喜。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双方还能达成如此厚重的成果清单，实属不易。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
对于这次高访成果，可以分为高期望值和低期望值两种。高期望值就是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确定中美两国的合作方向，形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文件。低期望值则是保持稳定、管控分歧、增进互信，形成一批务实合作的具体成果。笔者以为，高期望值是中方要努力争取的，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中方，而是取决于美方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况且国际大环境和某些第三方因素也有牵制作用。低期望值则是双方都想达到的基本目标，这次基本得到了完整实现。
这次高访的成果是由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决定的。同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相比，中国在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出现力量和利益“外溢”势头。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有些尖锐问题必然出现，不可能通过短期接触和对话就能解决。特别是经济战略问题和安全战略问题共振，二者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双边关系问题越来越多涉及多边和第三方问题，并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交织。这些都是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复杂现象。
另外还要考虑到与历次中国领导人访美相比，这次离美国大选的时间最近。奥巴马政府更多考虑来自美国舆论和选票的压力，不能不在网络、人权等敏感问题上挥动大棒、高举轻落。美国决策层的对华政策班子也出现不同声音，白宫国家安全团队缺乏“中国通”高手，国务院的关注点在中东和欧洲，国防部在南海和美日同盟问题上表现强硬，经济政策班子在BIT和TPP之间举棋不定，国会则在低碳和气候问题上目光短浅。在这样一个美国国内环境中，要想取得中美双边关系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其难度之大可以想像。
实现中美之间“解疑释惑”
要想达到高期望值，中美元首会谈就应具备三项功能，即解决问题、传递信息、指出方向。如果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难以取得根本突破，比如双方共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完成BIT谈判、调整亚太地区秩序框架等战略议题，那么双方会谈的使命就更多落在第二、第三项功能上，即“解疑释惑之旅”。
针对美方疑虑较为集中的中国经济、网络、南海、人权等四个问题和美方极力回避的美日同盟、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问题，习近平主席突出亮点、抓住重点、不回避敏感点、不纠缠难点。亮点就是中美经济关系，重点则是“新型大国关系”，敏感点是网络和南海，难点是美日同盟和NGO立法问题。
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这块“压舱石”越来越重，以致其他因素都难以改变中美关系的战略方向。尽管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尚未达成，但中国对美投资的效应已初露锋芒，仅底特律“复活”和美国南部纺织业“复兴”这两个案例就足以让美国各界人士震惊和兴奋。最近中国股市震荡、汇率波动，使美国舆论再次响起“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杂音，但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向美国企业界展示了一幅宏大的中国经济“山河图”，给美国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中美在宏观经济调控、货币金融政策等重大问题上应相互通报、加强协调。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
中方对南海问题既不回避不退让，也不拒绝对话。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出中方在南海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维护中国有历史和法理依据的主权和利益，并不存在妨碍国际航行自由问题。在南海问题未能达成国际共识以前，中美建立健全海上冲突风险管控机制极为必要，双方在这方面已有开端。
网络安全问题的根本在于中美如何共商规则并为国际网络治理开辟道路。在无共同规则之前，滥用制裁只会使问题更复杂。即使美方出台的制裁措施仅仅具有象征性和试探性，也不能保证中方不采取反制裁措施，由此引起双边关系漩涡式下行。网络治理尤需大国合作机制，中美应尽快恢复网络磋商机制，这不是技术难题，只是需要政治决心。
人权问题虽然敏感，但双方还是互相接近了许多。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并不避讳敏感的NGO立法问题，很坦然地表明中国官方欢迎NGO发挥积极作用，但必须遵守中国法律。随着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更加自信而坦率，求共识、正视听，这个难题的敏感度正在逐渐降低。
据说美国方面很不愿意与中方谈美日同盟问题，回避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和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这显然是美国不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暴露了袒护日本的立场。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三边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到日本发展方向、亚太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大是大非问题。美国一直标榜的普世价值怎么在这里就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了呢？中美之间需要战略互信和战略透明，而如何对待日本政治右翼化的问题尤其能够检验美方的战略透明度。当然，美国或有难言之隐，我们也会理解。
可考虑将“相互依存”补充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回到“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核心概念上来。在高访前，美方人士试图淡化和回避“新型大国关系”，提出要行动不要口号。美国可以接受“不对抗不冲突”，但难以接受“相互尊重”。如果美国不能尊重中国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那两国关系正常化都有问题了。美方智库人士强调中美“相互依存”，这既是现实又是目标，笔者倒是觉得可以考虑将这个要素补充到“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
尽管这次“习奥会”未能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表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文件，但无形成果却超出预料，这就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两国企业界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更加深刻了，两国合作机制的基础更加牢固了。在此基础上，战略性突破的有形成果是可预期的。▲(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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