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行政副中心指向区域协同发展

　　近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全会宣布，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严控新增人口，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此举意味着，北京市正式致力于解决它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舆论关注此事，不仅是因为北京乃中国首都，而且它对于很多地方的发展都是一种启示。

　　曾几何时，一些地方致力于发展大城市，甚至将相距百里之遥的城市捏合成一体，以为大就是好。城市大自然有大的优势，但如果任其无限膨胀，大城市迟早会患上“大城市病”，其重要表现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剧，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上世纪80年代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之时，北京“大城市病”已现症状，上至国务院下到城区政府都头痛起来。

　　问题还在于，城市“做大”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进程，大城市通常只会更大，难得变小。城市变大，本来是经济发展内在的要求，集中带来效率。但政府代替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导致各种资源向权力中心高度聚集，这是中国城市规模失控的重要原因。等到人们意识到要解决“大城市病”的时候，各种利益盘根错节，政府也难以下定决心。

　　现在北京加快在通州建设行政副中心，着手疏解中心城区人口，是根据中央部署采取的实际行动。中央明确定位北京为“四个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首都功能。其他城市功能，必须向外疏解。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京津冀三地打破行政区划，以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建设等作为抓手，实现协同发展。

　　表面上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个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区域协同发展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存要求。我国倡导的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目的不仅是要医治北京的“大城市病”，更为关键的，是回到区域协调、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来。

　　北京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城独大不仅不是好事，而且很可能是发展的陷阱。北京的问题不仅在于“大城市病”，而且在于它拉开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后，反过来给自己带来巨大困境。由于北京对资源的巨大吸附效应，北京周边形成了一个所谓“沿京津贫困带”，而“沿京津贫困带”反过来成了北京环境污染、人口骤增的策源地。在发展失衡面前，任何现代化城市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大城市的大并非仅仅是坏事，关键是要避免误入“一城独大”的陷阱，让大城市发挥“母鸡带小鸡”之用。一座城市想把自己做大未必是坏事，但衡量城市之大的标准，主要是看它对周边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一座大城市不能老想着把自己变成“洼地”和“高地”，要认识到大家是一个整体，周边强等于自己强。协同发展，比“做大做强”自己更难，但是更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