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高举统一战线旗帜，广泛动员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殊死决战，最终战胜了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
全面抗战开始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是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人民群众是决定抗战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最广泛地动员组织全国各族人民，运用持久战战略方针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为了尽快确定持久战战略方针，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文指出：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应是持久的防御战。1937年8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采取攻势行动。中共代表的建议促使南京国防会议最终确定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方针。
可是，那时国内舆论极不统一，有些人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低估日军力量，主张速战速决。针对“速胜论”的盲目性，毛泽东及时发表《论持久战》，全面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的理论。
《论持久战》刚一发表，周恩来就把它推荐给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这位有“小诸葛”之称的三星上将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对统一全国军民的思想、凝聚全国力量、消释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是否能够持久的疑虑，争取国际援助，促进坚持长期抗战起了巨大作用。
持久战思想确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是用什么办法达到持久的目的。毛泽东从多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他指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喊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被烧死不可。
那时，中国军队的武器不如日军的好，许多人对中国能否坚持抗战有疑虑。对此，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看问题与此相反，认为武器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起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因为包括武器装备在内的军力和经济力，都要人去掌握，没有真心爱国、勇敢顽强的人，再好的武器也不能充分发挥效力。
然而，要把一向被人诟病为“一盘散沙”的五花八门的力量凝聚起来谈何容易。老八路王诚汉上将说得好：“靠我们共产党人去奋斗，去团结，去动员，去组织。”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段难忘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由红军“老虎团”组成的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独立支队1000多人，在团长王诚汉率领下，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南省西部的嵩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豫西被日军侵占后，日军在各县、乡建立了伪政权和特务机关，还扶持当地亲日反共团伙武装，为伪政权服务。此外还有国民党反共派的“顽固军”和亲日反共的杂牌军、民团、封建团伙、土匪等各种各样的中间势力。抗日先遣独立支队进入豫西嵩山地区后，日军和反共势力威胁群众不准接近我军，还造谣共产党八路军“共产共妻”，并宣布“三杀”令：让八路军进屋者，杀！给八路军运粮送饭者，杀！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者，杀！由于日伪军的反共宣传和白色恐怖，群众对八路军不敢接近，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开展新区工作遇到很大阻力。
王诚汉回忆说：“我们反复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开创根据地时尤为重要。部队开进豫西后，我们特别宣布，谁要违犯群众纪律，就以叛党论罪。我们在新区能不能站住脚，就看执行群众纪律怎么样，对群众的态度怎么样。要多宣传团结抗日救中国的道理。当地有个彭天寨，寨主名叫王维东，为人耿直，好交朋友，很讲义气。他手下有一支武器精良的武装。日军几次诱降胁迫，他都没有屈服变节，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军几次派干部登门拜访，请他和我们共同抗日。开始他有些犹豫，经我们‘三顾茅庐’几次邀请，同时他目睹我军纪律严明，真心抗日救国，终于一拍胸脯：‘中！跟你们一块儿干，一起打日本鬼子！’当地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中间势力，看到大名鼎鼎的王寨主都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了，于是纷纷表示跟着共产党走，支持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就这样，经过抗日先遣支队全体官兵的艰苦努力，在豫西这块土地上，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
中国抗战历史启示我们，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持久战胜利的源泉。坚持长期抗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广泛地结成统一战线。只要动员组织群众，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
中国抗战历史说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人民是决定我们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就可以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战役战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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