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对“人口红利”的几点认识

　　编者按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相应枯竭，特别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再能够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必须消除各种制度障碍，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同时也要看到，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有通过改革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

　　（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经济界争论比较激烈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这些年，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悄然发生一些变化，经济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一问题更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我国人口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人口红利”真消失了吗？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常态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战略？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人口与劳动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记者：近三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下降，且降幅有明显扩大趋势。国内外对这个变化都很关注。我国人口的真实情况如何？

　　蔡昉：按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到达峰值，为9.4亿。自那之后就出现了负增长，而且总体来说，这个年龄组人口减少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预测到2020年大体上降至9.1亿。也就是说，这期间要净减少3000万。相应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70.1%下降到66.0%。如果粗略地看，这个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的趋势，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不过，更准确地说，“经济活动人口”概念更能够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就业意愿，比如有人仍然在学，有人离职照顾孩子，或者提前退休等。那些有就业意愿的人（包括正在就业的和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叫做劳动参与率。由于近年来劳动参与率略有提高，所以，经济活动人口并没有在2010年与劳动年龄人口一起到达峰值。根据预测，经济活动人口目前增长速度放慢，大概在2017年达到峰值。所以更严谨地说，2017年之后劳动力供给就真正是负增长了。

　　记者：这个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总体趋势，在劳动力市场上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哪些具体的就业人群来观察这个变化？

　　蔡昉：首先是看新成长劳动力总量变化。在统计上，我们可以把各级各类教育阶段的辍学人数、毕业后未升学人数相加，得到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岗位的人口。例如，从初中辍学的以及初中毕业没有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人群，一般来说都成为新成长劳动力。这个新成长劳动力群体，已经在2013年到达峰值，此后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负增长。

　　新成长劳动力负增长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数量的短缺，还减慢了总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我国作为一个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都显现超常规跨越的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主要依靠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在改革开放时期分别经历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这样的超常规教育发展的情况下，新成长劳动力以其更高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改善了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然而，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变成负增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必然要放慢。如果教育没有一个大的发展，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以新成长劳动力人数乘以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迅速减少，2018年以后也将进入负增长轨道。

　　其次是观察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我们常常也把农民工称为农业转移人口，其实这个人群总体来说不是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的，而主要是农村完成义务教育之后陆续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因为目前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年龄比较大，转移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太强。例如，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全部务农劳动力中，16-19岁所占比重仅为3.1%，20-24岁也仅为8.9%。具有农业户口的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大约为初中毕业到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的年龄，因而可以被看做新成长农民工。这个群体已经于2013年达到峰值，2014年则开始绝对减少。与此相对应，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

　　（二）

　　记者：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会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挑战？

　　蔡昉：首先就是造成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竞争力。例如，2003-2014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此外，从行业平均工资看，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农业中雇用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平均提高速度都为两位数。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我国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07-2012年期间为9.5%，2013年减速为7.3%，而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7%。这意味着工资上涨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这就必然削弱我国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根据我们对占我国出口产品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计算，2003-2013年的十年中，比较优势降低了22.7%。

　　其次，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平均要大大高于劳动力存量，因此，这个人群的减少使得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减慢。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将加速，对劳动者素质要求十分迫切和强烈。人力资本不能相应提高，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进程。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和占比的提高，是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持续保持高位的重要保障条件。根据我们估算，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当这个条件变得不那么有利时，储蓄率降低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则意味着这个增长源泉被削弱，必然会显著地抑制经济增长的后劲。

　　最后，在劳动力丰富特别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就可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是指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管理水平提高所导致的效率改善。在我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这种效率来源也就大大萎缩了。

　　记者：上述变化的结果，是不是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与这些变化的具体联系是怎样的？

　　蔡昉：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造就的，因此，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逆转性的变化，前面列举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减速、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减速的原因进行探讨，也依据不同的方法预测未来的增长率，结论不尽相同、观点莫衷一是。例如，林毅夫教授依据“趋同”假说，根据一些亚洲经济体的经验，认为我国今后仍然可以有8%的增长潜力。而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教授则依据“回归到均值”经验，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将降到5%甚至更低。但是，这些预测没有具体考虑和分析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如果从上述因素出发，借助“潜在增长率”这个概念，有利于更客观地作出增长率预测，同时有助于我们找出应对策略，以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

　　潜在增长率是在特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约束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所谓“正常”，是指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从上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变化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的现象，而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实际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

　　我们具体测算结果是，正是由于上述增长源泉的减弱，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以前接近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将进一步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的6.2%。应该说，迄今为止实际增长率的下降趋势，与我们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变化基本吻合。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一些改革红利将显现出来，很有可能会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延缓增长速度下行的惯性。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是判断一国“人口红利”的依据。我国的“人口红利”真的消失了吗？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化指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才是“人口红利”的判断依据。有的研究者不赞成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论据是今后很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会保持足够庞大，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会维持高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增长概念，虽然我们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为基准，但仅仅从人口特征的角度进行静态的观察，是无法得出正确判断的。

　　你想一想，当我们讲经济增长时，其实谈的是一个增量，是存量不断扩大的一个速率，因此，要把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挂起钩来，也必须看人口结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换句话说，不是看有多大规模和多大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而是看这个人群是扩大还是缩小，占比是提高还是降低。当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发生了从扩大到减少，该人口占比从上升到降低的变化时，劳动力供给从扩大变成缩小，人力资本从迅速改善转变为缓慢改善，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从高位走向低位，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下降，以致显著地压低了潜在增长率，作出“人口红利”难以为继的判断，不仅在理论上是自洽的，显然也是符合实际的。

　　应该说，有人坚持说“人口红利”尚未消失，受到一定的情绪因素影响，即不愿意得出我国经济从此告别高速增长时代的结论。其实这里面存在一点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对于处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常常会享受到人口年龄保持年轻、抚养比下降带来的有利于增长速度的“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却不是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事实上，在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人口红利”终将丧失，经济增长动力仍然有所依托，而能否转向这个新的增长动力上来，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三）

　　记者：结合改革和人口战略，谈一下对中长期应对策略，或者说用什么来延长和最终替代“人口红利”？

　　蔡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相应枯竭，特别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再能够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而必须消除各种制度障碍，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有通过改革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

　　首先，短期看，虽然劳动力总量不再能够增长，但是，通过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例如，目前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中，大约8000多万年龄在20-39岁之间，而只有7000余万年龄在40-59岁之间，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就返乡了。而之所以这部分人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就返乡，原因是他们没有获得城镇户籍身份，因而也不能均等地享受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实现了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镇劳动力供给则可以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延长劳动力转移过程，还可以使经济增长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实施生产率驱动战略提供源头之水。

　　其次，长期看，通过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提高我国人口生育率，一方面可以推迟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十几年之后适度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例如，有的研究者估算，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每提高0.1，如从目前的1.4提高到1.5，当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75年前后达到最高点时，老龄化率可以从43.3%降低为41.8%。看上去幅度不大，其实却把老龄化进程延缓了15年。而且，如果生育率可以进一步向替代水平（即子女数可以替代父母人数，可以在长期中保持人口不增不减，一般为2.1）靠近，这个效果则更为明显。

　　此外，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终究要转到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而这个转轨也必须依靠改革的深化，包括创造一个更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扩大教育规模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实质性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的估算表明，如果关键领域的改革得以有效推进，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改善人力资本、提高总和生育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显著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我国跨入12000美元人均GDP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保持中高速增长。

　　记者：从扩大内需方面看有什么新的机遇，如农民工市民化、养老产业、医疗产业等？

　　蔡昉：保持中高速增长既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也需要更加可持续的需求拉动因素，而你提到的这些社会和产业领域的发展，恰好可以把两者有机结合。首先，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为了使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好和更均等地分享。农民工未来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最重要来源，其受教育程度不仅关系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从而使就业的稳定和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更重要的是关乎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迈入中高端。同时，随着就业稳定和收入增长，一旦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转化为同样庞大的消费者群体，我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将更加平衡，需求拉动力则更加可持续。

　　其次，与人口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提高相关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本身也带来诸多产业发展和内需扩大的新机遇。例如，老龄产业、养老产业和医疗产业既是民生产业，又是工业化高潮之后服务经济加快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目前和今后的老年人，大多是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分享者，有一定的收入积累、社会保险覆盖较充分、预期寿命长，因而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扩大消费内需，甚至维系宏观经济均衡和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经济日报记者 马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