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否汪国真诗歌不如参悟“汪国真现象”

　　不论你是不是“汪粉”，抑或承认与否，汪国真与其诗歌，都堪称当代中国诗坛绝无仅有的现象。你可以不读汪国真诗歌，但你避让不了“汪国真现象”。伴随汪国真诗歌持续恒热，对汪诗臧否也如影随形；而今斯人已去，毁誉口水已了无意义。也许，读懂“汪国真现象”，比臧否汪诗更具认知价值和启蒙意义。

　　为何写诗，大抵属诗界众生绕不过的起始命题。汪国真写诗的动机很纯粹：“顺其自然，不会很刻意地去追求什么。”“至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我更不会管，自己高兴就行。”动机纯粹，则心态淡然。他曾坦白，“很多写诗的人因为没有取得功名而深感失落，我从来不会感到失落，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感兴趣的。”反观现下，诗坛浮躁功利及其衍生的反常怪象，林林总总，光怪陆离，让人着实“不知今夕是何年”。设若说裸体诵诗、论斤卖诗之类下品级异象，只是极端发作不足为训，花钱买假奖、权钱易大奖、靠美色发诗获奖、赝品“名诗人”行骗江湖等怪胎，则堪称见怪不怪的诗歌流感。当“诗人们”热衷于寡廉鲜耻出格博取上位，屡屡上演“行为艺术”，把诗坛异化为集体意淫的秀场T台；当诗歌写作变成新闻炒作，让受众瞠目结舌望“诗”兴叹；当神圣诗坛堕落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名利场……对诗人诗坛而言，回答“为何写诗”这个本初命题，恐怕不仅时不我待，更是一道必答题。

　　横亘在诗人面前的另一道本初命题是，为谁写诗？诗歌到底是特供圈内小众读或个人自娱，还是写给普罗大众读？不仅古今中外早有共识，且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切伟大的诗人，无不兼具深厚悲悯情怀、博大现实胸襟和自觉道义担当；当诗歌供给与受众需求找到“最大公约数”，二者共振就可能迸发出黄钟大吕。汪国真生前自白：“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对当下诗坛“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写诗的给写诗的看”的尴尬无趣，他曾切中肯綮地抨击：“现在诗歌被边缘化是自作自受。读者不知道作者在写什么，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什么，近似‘跳大神’。”“诗冷落了读者，读者当然也会冷落诗。”难道不是吗？可怜当下诗坛，诗人臆想很丰满，诗坛现实很骨感，相形于诗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苟延着表面的热闹风光，大众对诗歌早已弃如敝履形同陌路。要命的是，一些诗人仍扛着“反诗性”“迎合编辑权威”大旗而执迷不悟，激进者则滑向脱离拒绝大众的极端而不能自拔。有人索性公开叫嚣，诗歌是写给圈内人读的，大众不配读诗。呜呼，诗人扭曲至这步田地，诗坛不江河日下才怪。

　　如何写诗，可谓诗人殊途同归的必由命题。“诗言志”，乃国人对诗歌功能本质的最早认知，换言之，单纯追求形式技巧字句音节显属舍本逐末。艾略特说过：“如果不能给人以享受也不能影响生活，那它根本就不是诗。”在当代诗坛，虽然汪诗饱受责难屡罹非议，然其影响之大受众之广时间之久，却成为其臻至诗歌功能本质的最好佐证。“文无定法”，诗歌怎么写，自古“大体则有，定体则无”。针对“正统”“正宗”者流对其诗歌写法的质疑否定，汪国真如是反诘：“我就按你们说的那种方式去写诗，那还有“汪国真现象”吗？汪国真还能脱颖而出吗？”北师大教授张柠说得理性客观：“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写我们在大学讲堂里所讲的那种有深度、意象的东西。我们只能说那是无数种诗歌风格中的一种而已，不能说它就是诗的标准。”毋庸讳言，当下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误区由来已久。对一些让人不知所云的“呓语诗”“谜语诗”，余光中就曾指谬：“现在很多诗人局限于自我内心，写出来的作品晦涩难懂，跟读者之间没法进行情感上的接通，又以冷僻的句子故作高深之态。这样的诗读者不爱看，不能怪读者，只能怪诗人。”雷抒雁生前更是感慨：诗歌不只是走到了生活的边缘，更落在了阅读的边缘。

　　回归本源，重拾诗理，“汪国真现象”堪称观照反思当下诗坛的一面宝镜。或许，以此为镜，可以助益诗人“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进而导引当下诗坛，突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囚徒困境，迈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