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否汪国真诗歌不如参悟“汪国真现象”

2015年06月04日 08:05   来源:红网   陈庆贵

  不论你是不是“汪粉”,抑或承认与否,汪国真与其诗歌,都堪称当代中国诗坛绝无仅有的现象。你可以不读汪国真诗歌,但你避让不了“汪国真现象”。伴随汪国真诗歌持续恒热,对汪诗臧否也如影随形;而今斯人已去,毁誉口水已了无意义。也许,读懂“汪国真现象”,比臧否汪诗更具认知价值和启蒙意义。

  为何写诗,大抵属诗界众生绕不过的起始命题。汪国真写诗的动机很纯粹:“顺其自然,不会很刻意地去追求什么。”“至于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我更不会管,自己高兴就行。”动机纯粹,则心态淡然。他曾坦白,“很多写诗的人因为没有取得功名而深感失落,我从来不会感到失落,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感兴趣的。”反观现下,诗坛浮躁功利及其衍生的反常怪象,林林总总,光怪陆离,让人着实“不知今夕是何年”。设若说裸体诵诗、论斤卖诗之类下品级异象,只是极端发作不足为训,花钱买假奖、权钱易大奖、靠美色发诗获奖、赝品“名诗人”行骗江湖等怪胎,则堪称见怪不怪的诗歌流感。当“诗人们”热衷于寡廉鲜耻出格博取上位,屡屡上演“行为艺术”,把诗坛异化为集体意淫的秀场T台;当诗歌写作变成新闻炒作,让受众瞠目结舌望“诗”兴叹;当神圣诗坛堕落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名利场……对诗人诗坛而言,回答“为何写诗”这个本初命题,恐怕不仅时不我待,更是一道必答题。

  横亘在诗人面前的另一道本初命题是,为谁写诗?诗歌到底是特供圈内小众读或个人自娱,还是写给普罗大众读?不仅古今中外早有共识,且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切伟大的诗人,无不兼具深厚悲悯情怀、博大现实胸襟和自觉道义担当;当诗歌供给与受众需求找到“最大公约数”,二者共振就可能迸发出黄钟大吕。汪国真生前自白:“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对当下诗坛“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写诗的给写诗的看”的尴尬无趣,他曾切中肯綮地抨击:“现在诗歌被边缘化是自作自受。读者不知道作者在写什么,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写什么,近似‘跳大神’。”“诗冷落了读者,读者当然也会冷落诗。”难道不是吗?可怜当下诗坛,诗人臆想很丰满,诗坛现实很骨感,相形于诗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苟延着表面的热闹风光,大众对诗歌早已弃如敝履形同陌路。要命的是,一些诗人仍扛着“反诗性”“迎合编辑权威”大旗而执迷不悟,激进者则滑向脱离拒绝大众的极端而不能自拔。有人索性公开叫嚣,诗歌是写给圈内人读的,大众不配读诗。呜呼,诗人扭曲至这步田地,诗坛不江河日下才怪。

  如何写诗,可谓诗人殊途同归的必由命题。“诗言志”,乃国人对诗歌功能本质的最早认知,换言之,单纯追求形式技巧字句音节显属舍本逐末。艾略特说过:“如果不能给人以享受也不能影响生活,那它根本就不是诗。”在当代诗坛,虽然汪诗饱受责难屡罹非议,然其影响之大受众之广时间之久,却成为其臻至诗歌功能本质的最好佐证。“文无定法”,诗歌怎么写,自古“大体则有,定体则无”。针对“正统”“正宗”者流对其诗歌写法的质疑否定,汪国真如是反诘:“我就按你们说的那种方式去写诗,那还有“汪国真现象”吗?汪国真还能脱颖而出吗?”北师大教授张柠说得理性客观:“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写我们在大学讲堂里所讲的那种有深度、意象的东西。我们只能说那是无数种诗歌风格中的一种而已,不能说它就是诗的标准。”毋庸讳言,当下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误区由来已久。对一些让人不知所云的“呓语诗”“谜语诗”,余光中就曾指谬:“现在很多诗人局限于自我内心,写出来的作品晦涩难懂,跟读者之间没法进行情感上的接通,又以冷僻的句子故作高深之态。这样的诗读者不爱看,不能怪读者,只能怪诗人。”雷抒雁生前更是感慨:诗歌不只是走到了生活的边缘,更落在了阅读的边缘。

  回归本源,重拾诗理,“汪国真现象”堪称观照反思当下诗坛的一面宝镜。或许,以此为镜,可以助益诗人“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进而导引当下诗坛,突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囚徒困境,迈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峰回路转。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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