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统计发现，有29位上市国企董事长的年薪涨幅超过了100%，除去8位前一年年薪“基数”低于10万元的，仍有21位董事长在年薪10万元以上的基础上，获得了超过100%幅度的涨薪。年报中，相关国企上市公司都未披露董事长涨薪的具体理由，多数只是在年报中表示，董监高的薪资水平根据企业业绩来决定。（6月1日《新京报》）
2014年8月，中央发布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规定，国企领导与普通职工收入不得超过8倍，这也导致了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地方层面同样需要这样的改革，降薪依然会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然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同样作为国企，在性质上又完全不同，比如其间既有公益性国企，又有竞争性国企，既有垄断型国企，又有完全市场化国企，在盈利的贡献率上又完全不一样。同时，国有独资和股份制，上市与非上市企业，现代化管理和非现代化管理企业之间，又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使得对国企老总的薪酬问题，既不能搞为降薪而降薪的“一刀切”，又不能不受限制的“无限涨”。
限薪与否，怎么限薪，首先要解决的是“以何为参照”的标准问题。国企老总的薪水，究竟是按照个人贡献率，还是按照社会平均收入，或者以所属企业的平均收入，对其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若是制度层面本身不公平，即便同属于国企老总，也可能在收入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之产生新的心理落差。因而，对国企高管们的薪水问题还需要系统性的改革，以达到科学化、合理化和制度化的统一。
其实国企老总们该拿多少薪水，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法国总统奥朗德2012年刚上台执政时，推出法令对国企高管实行“年薪封顶”，国企高管年薪最高为45万欧元，即法国最低工资的27.5倍。根据媒体的计算，参照法国的同等做法，中国国企高管年薪最多不应超过48万元。很显然，那些年薪过百万，或者企业效益不断下滑而老总们的薪水还不断上涨者，至少不符合“薪水道德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称，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就是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应该多得，国企经理层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操作，达到标准年薪上亿元也可以。让市场归市场，让政府归政府，这个原则在国企降薪上应当得到体现。总的说来，可以在限定上限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红。也就是说，以社会平均工资作为基数，确定相应的倍数，作为对国企高管们薪水的最高限期。然后再根据企业的盈利能力、高管们的贡献大小，进行利润分红和利益分成，以体现薪酬完全市场化的原则，从而让国企的高管们向“职业经理人”转变。
当然，在国企没有去行政化，其高管依然还属于“体制内”的人员的情况下，参照既有公务员的标准，进行总额限制的薪酬改革相当必要。至少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确定的原则，落到实处已成为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