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洛川两岁儿童被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殴打的事件，使得人们再次关注到精神病人的生存现状。2011年，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2万。想把1600万这个庞大群体关到“笼子”里，对个体家庭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华商报》5月18日）
1600万重症患者，而住院者不足百分之一，更为庞大的群体散落于家庭和社会，而没有进入公共政策的视野，成为正规救治的对象。之前精神病患者收治程序的混乱，使得一方面权力失去监督，“被收治”和“被精神”的风险很大；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满街乱跑无人问津。新的精神卫生法对此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强制住院有了更严格的程序限定，然而也给不作为提供了更大空间。
大量的案例说明，数量众多而又处于放任自流的精神病患者，已然成为社会巨大的安全隐患，随时威胁着公众的生命安全。2011年，有统计称：精神病患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法律将精神病的管理和治疗的责任赋予家庭，然而管理巨大成本又让其难以承受。很多家庭为了治疗和照顾家中的精神病患者，既在身心上疲惫不堪，又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其结果要么是被迫杀亲，要么就是被亲所杀。
同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也使得很多人错过了被送上正规医疗机构救治的机会。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在治愈精神病患者公益项目上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于精神病人的实际需要，从预防、救治到救助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和严重的不足。精神病患者和其家庭，处于事实上的政策边缘地带。对很多家庭来说，他们最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治疗精神病可以免费吗？”“在我们无能无力时，谁来伸手帮助一把？”没有了公共政策的兜底，精神病患者就无以被关进防控治的笼子中。
至少，精神病患者的排查、梳理和随访等制度应当落到实处，同时对于贫困家庭患者的治疗，还需要作为重点对象和实行免费，并尝试将精神病治疗纳入医保范围，以实现更大面积的普惠；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应建立更为紧密的信息反馈机制，让精神病患者的动态状况，通过完善的责任和信息网络，得到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在此基础上，还应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比如税收、土地、公共财政补贴等，让社会资本和其他群体，参与到精神病防治体系中来，从而建立从政府、市场、社区、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等全方位参与的体系，精神病的防治才不会如此弱不禁风。
防治精神病患者，不仅是家庭之事，也是社会之事，更是政府之事。若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作为不力，那么家庭就可能在难以承载之时，把这个巨大负担扔给社会。缺乏整体性管控和专业性收治体系作为支撑，精神病患者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武疯子杀人”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或许时下还存在财力不济的难题，还有许多措施有待落实，但重视精神病问题的严重性，从中找到防治监管的方向，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总之，如何密织一张防得住，管得好的大网，需要更多的公共责任维度下，以政府兜底而形成合力。（堂吉伟德）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