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康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中国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的直接导因是全球经济复苏迟滞，内因则是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一是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发展成本上升同投入产出水平提高极不对称，二是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发展需求的粗放式、外延式空间大大缩小。增长减速和新常态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宏观思路主动调整，政府积极理性试错。2015年实现增长7%左右难度不小，但未来15-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会越走越低。
［关键词］新常态新思维；增长减速机理；政府理性试错；未来增长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5)02-0027-08［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韩康，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常态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最热门话题。2015年中央政府公布预期增长指标7%左右后，讨论还在深入。这个7%能不能把连续10季度的增长减速稳住？7%左右的增长定位合理吗？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经济新常态下GDP增速会越走越低吗？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与调结构何者为重心？把这些问题真正搞清楚并不容易，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很有必要。
一、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的直接导因
是全球经济复苏迟滞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和增长减速，直接推动是外因而不是内因。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严重衰退，2010年出现了短暂回升，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真正走出萧条。全球学界和经济界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认识虽有不同见解，但有一点具有高度共识，都认为这是20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全球经济经历的时间最为漫长、过程最为曲折的复苏过程。
美国虽然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但复苏成绩在发达国家中最抢眼，2014年第三季度增长5.0%，是2003年以来的季度最高水平，2015年1月的失业率已降至5.7%，\[1\]远超出美联储2009年设定的调控目标6.5%，道琼指突破18000点的历史空前高点……。这里固然有美国经济的基础性因素，有油页岩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红利，但很重要一条，是美联储把全球最硬通货——美元的效能发挥到极致，采用大规模发债和零利率的量宽政策。这说明美国经济的复苏高度依赖大量发债支撑。尽管2014年10月已全部停止购债，但能否在2015年中期加息，利率恢复中性，美联储至今态度暧昧，对增长前景并不乐观。从现在起到2015年中期，对美国经济非常关键，因为只有在利率水平恢复正常后，才能验证美国经济是真的复苏还是假复苏，或者是半复苏。
欧盟和欧元区的复苏过程特别曲折、多变，金融危机后的2012年和2013年都是负增长，分别为-0.7%和-0.5%，2014年仅为0.8%，是典型的微弱增长。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6年来居高不下，直到2015年1月仍高达11.3%，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则高达23.3%，2014年的通胀率只有0.3%。\[2\]已有人提出欧元区处在6年来第三次衰退的边缘。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的最大难题，是为低增长、高福利的发展找出路，紧缩和量宽都有难度。欧洲福利制度自有其背景、历史和卓越发展成绩，但每个政党都把福利当作竞选和执政的手段，政治目的和社会福利扭曲嫁接，福利总量增长和经济增长发生供求矛盾，短期可以靠公共赤字弥补，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矛盾大暴露，就再也撑不下去了。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动结构，进行财政制度、福利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的调整与改革，这有很大风险，所有欧盟政治家都不愿动真格的，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要真正走出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曾经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火车头的新兴经济体国家，90%以上都面临经济下滑和结构难题，根据国际货币组织IMF的分析预测，2015-2020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增长率将从4.6%降为4.3%，2021-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3.2%。\[3\]
美国、欧元区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案例表明，2009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广泛、深刻的影响还远未过去。全球一些重要智库对未来一两年的增长趋势都不乐观，国际学界有人提出“全球经济可能进入10年衰退”的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刻的。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影响之一：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增长格局完全改变；外需市场萎缩对内需市场产生刚性挤压。
中国外贸出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进入高增长阶段，出口导向对国民经济的驱动力不断强化，进入2000年特别是加入WTO后，出口增长势头更猛。2000年到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即使算上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出口年均增长也高达25.4%，同期投资和消费的年均增长分别为21.6%和13.2%，出口成为宏观经济三驾马车中增长力度最强的部门，2003和2004年分别创造了年增率37%和35%的超高纪录。\[4\]
2008年四季度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宏观增长格局完全改变了。 2009年，外贸出口从持续高增长大幅下滑至-16%，2009年净出口拉动GDP增长为-3.9%，增长贡献率为-44.8%。\[5\]2009到2014年，从出口、投资、消费的增长曲线可以明显看到，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虽然稳中有降，但总体趋势平稳，只有出口增长一直大起大落，是三驾马车中最弱势、最不确定因素。2009年以来的出口增长失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宏观增长减速的直接导因，外因突变引动内因改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出口部门从强势增长变为弱势增长，出口导向发生逆转，对整个国内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制造业和一些资源行业，内需市场和外需市场紧密结合、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金融危机后，情况完全改变。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材产能超过10万吨左右（包括粗钢4.8亿吨左右），原本的市场规模预期和设计，绝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而是放眼全球钢材市场的——当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的10-15年左右时间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钢材需求量极大，大大激励了国内产能扩张冲动。2009年后，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疲软，钢材外需市场大幅萎缩，内需市场又早就产能过剩，两头挤压，结构问题爆发。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影响之二：4万亿投资有效抑制了经济急速下滑，也最终把产能过剩和房地产虚涨的矛盾捅破了。
2008年底爆发金融危机，对全球市场国家的政府都是严峻考验，中国也不例外。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出现了过山车式的增长下滑，从2008年四季度的9%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1%，按此下降幅度，三个季度后就很可能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大多数市场国家都难逃此劫）。为了遏制下滑势头，中央政府启动刺激总需求的一揽子调控政策，其中有两个撒手锏，一个是4万亿中央财政投入，一个是新增信贷9.7万亿，核心是4万亿投入。应该说，4万亿投入很有成效，功不可没，经济增长在2009年二、三、四季度就分别回升为7.9%、9.1%和10.7%。在当时全球经济一片惨淡之下，中国创造了一个复苏奇迹。
但是，4万亿投资的调控政策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央4万亿投资的实施过程非常急迫，省略了可行性研究，只要能迅速拉动GDP增长的项目都可入围，各地政府乘势大上项目、大铺摊子。中央财政投入4万亿，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投入18万亿，这个空前规模的政府投入22万亿，积极地推动了高铁、高速公路等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但同时也把钢铁、电解铝、水泥、光伏等一批本来就产能过剩的产业部门，搞得供求矛盾非常严重了。
同时，新增信贷9.7万亿也是空前规模的货币量宽政策。为了匹配4万亿投资，2009年下半年广义货币M2连续6个月增长高达28-29%左右。这么多资金到哪里去了？中央政府的预设目标是实体经济，但实际货币流动过程非常复杂，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大量信贷资金流到债券市场，把股市几乎炒爆，更糟糕的是大规模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把大城市房价吵得天翻地覆，成为这一轮高房价和房地产泡沫积聚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的内因
是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经济新常态和增长减速的内因，是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1978年，中国人口9.63亿，GDP总量只有1350.1亿美元，人均GDP 140.26美元，国家财政收入419.36亿美元。\[6\]2014年，GDP总量超过10.4万亿美元，翻了77.04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规模发生了历史巨变的国家经济体，发展环境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总体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二是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
1.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发展成本上升同投入产出水平提高极不对称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是人工成本低廉便宜、资源环境低偿耗费、土地资源大量提供，概括起来是三个红利：人工红利、资源红利和土地红利，现在这三个红利已大幅递减，接近拐点了。
人工成本优势主要依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供给，到2006年底，全国70% 以上农村家庭已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持续供给劳动力市场。2012年，中国劳动力社会供给总量出现净减少，当年供给总量减少340万人。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分析，2004-2013年，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年均增速11%，美国为2.5%，中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3美元，美国36美元，但后者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20倍以上，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到2020年将基本消失。根据各方面预测，目前我国45种最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中，2010年保证需求的已剩23种，2020年将只剩6种，那时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必须依靠大量外汇购买。国内土地成本也早已大幅上升，仅以2011年同2009年相比，土地出让金总收入增加了19201.48亿，增长率137.50%，但征地拆迁补偿增加了18449.39亿，增长率为365.13%。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天花板。从各方面综合分析，发展正面临自然承受力和社会承受力的双重临界点。（1）中国碳排放2011年占全球比例28%，排位第一；（2）中国已进入水资源红色预警，全年缺水500多立方米，缺口超过8%，地下水已占总供水量18%，北方地区的65%生活用水，50%工业用水，33%农业用水来自地下水，河北74.5%靠地下水，有些地下水采到化石含水层；（3）还有大量没有揭露出来的深层次隐性污染，例如国内最大水污染源不是工业而是农业，根据第一次中国污染普查公告，在全国水污染总量中，农业氮、磷排放分别占57.2%和67.4%。
2015年国家正式颁布《生态保护法》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央政府将实施一系列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中国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付费期”开始了。
以上揭示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大幅递减，发展成本大幅上升，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可解矛盾，关键问题在于，发展成本大幅上升，同在发展过程中投入产出水平的提高，很不对称。仅以2012年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为例，虽然统计上有17个电耗下降，12个电耗上升，1个不变，但进一步细察就会发现，17个电耗下降非常微弱，其中5个下降仅0.1-0.6%，7个下降1.5-3.9%，只有4个下降大于4%，而电耗上升的幅度很大，其中2个上升15-18%，4个上升4-6.8%，占上升比重50%。\[7\]
2.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发展需求的粗放式、外延式空间大大缩小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模式，这个判定应无贬义。以出口、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 从2000年到2012年，资本形成的平均贡献率为49.62%，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分别为46.28%和4.1%。\[8\]在投资比例中，第一大户是制造业，第二是房地产，2003-2012年制造业年均投资比例为31.0%，房地产为23.7%，两者相加为54.7%。\[9\]在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高潮时期，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特别迅速，成为经济高增长的两个主要支撑。现在，问题出来了。
第一，制造业产能持续、大规模过剩，既有市场运行方面的原因，也有深层次的问题——产业结构性供给饱和。
关于国内产能过剩情况，各方面统计口径并不一致，根据2013年初各行业协会的产能过剩统计：不锈钢60%、电解铝35%、水泥28%、光伏95%、玻璃93%、农药60%、汽车12%。一般讲，产能过剩是一种自然市场现象，行业或产业的产能供求矛盾经常发生，但如果出现持续长久的大规模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又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正常运行，那就是严重问题了。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进入了过剩经济时期，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为什么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从经济运行的视角看，首先是经济主体对市场周期错判，这不是经济学讲的大周期和中周期，而是较短时间的市场生产、销售周期。很多行业对市场繁荣的预期值过高，结果大规模扩张成为大规模过剩；第二是政府推手的作用，政府对资源配置强势干预导致产能过剩，有人称为体制性产能过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第三是4万亿投资的产能过剩骤变效应；第四是外需市场的挤压。后两个问题已在前面讨论过。
从中长期发展视角看，当前出现的大规模产能过剩，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产业结构性供求饱和。以钢铁行业为例，很多过剩产品（线材和板材），无论用于制造业还是房地产，质量都很难满足新的需求，没有竞争力了，但大量资金、设备、资源已经投入进去，产能大量形成，怎么办？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很多领域的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工艺水平和投入产出水平，已经大大落后发展需求了，不仅短期价格走低，利润低微，可能长期也卖不动。
第二，房地产出现比较严重的泡沫化倾向，市场原因是资本过度炒作推高房价、扩大行业虚涨，发展原因则是供给相对饱和。
房地产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强大杠杆行业，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变化，房地产的发展态势和发展强度也在微妙变化。2014年，政府权威机构第一次正式公布当年国内商品房待售超过6亿平米，这就把多年来争论不休的空置房问题，彻底公开化了。
这里有三个调研材料值得关注：（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报告，我国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高达22.4%，约沉淀4.2万亿资金；在经营工商业家庭中，29.9%的家庭拥有多套住房，比非工商业经营家庭多套住房拥有率高10.6%。（2）根据企业资本联盟研究显示，全国城镇商品房存量已超过240亿平方米，空置住房总量6800万套。（3）根据国家电网2010年的数据，660多个城市连续6个月以上电表读数为零的空置房6540万套。这三个分析数据来自不同的独立调研，准确性尚待探讨，但结论如此接近，应该不算巧合吧。
国内空置房居高不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深层发展原因就是房屋供给相对饱和。
一是供给有支付能力人群的房屋相对饱和。简单讲，就是相对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高价和中高价房的供给相对饱和。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房市为例，高价房和中高价房的利润空间极大，房地产商趋之若鹜，投资大量集中于此。主要购买对象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人群，以及中等收入群中的偏高阶层。在社会收入分化和贫富差别巨大的情况下，这个有支付能力的人群确实有巨大购买能力，加之资本炒作大力推动下，常常出现楼盘供不应求，厂商再更大规模投入、建房……。但是，在社会收入的五类人群中，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偏高阶层的人群，住房消费总量和购买力总量是有限的，在大规模发展扩张几十年后，供求积累矛盾开始显现，盈利曲线走低，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果货币信贷环境再收紧一点，情况就更不乐观。
二是国内区域性商品房供给相对饱和，这里主要指二、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供给相对饱和。为什么国内空置房大量集中在这里呢？因为房地产商有着同样偏好，总是最优先选择高价房和中高价房（地区性的高价房和中高价房），但中小城市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偏上阶层的人群总量更加有限，住房消费总量和房屋购买力总量也更加有限，在城市扩张高潮过去之后，供求矛盾更大，空置房的摊子也更难收拾。
房地产出现比较严重的泡沫化倾向，市场因素是资本过度炒作。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房地产的繁荣和高房价攀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使用需求的购买支撑，而是高度依赖货币流动性充裕和大规模资本炒作。已有国内学者做出研究，从1990年到2013年的24年中，货币增长、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的涨幅，出现高度不一致性，广义货币M2的平均涨幅高达21.0%，GDP为9.9%，消费物价4.6%，商品房价10.7%。\[10\]这么高的货币增长到哪里去了？显然同货币涨幅最接近的是房价涨幅，之后是GDP涨幅，再后才是物价涨幅， 依靠充裕的货币流动性和资本运作支撑起来的房屋购买需求，是一种虚拟市场需求，虚拟市场需求不断抬高房价，带来行业高额利润，推动房地产行业扩张发展，一旦货币流动性充裕和资本运作的条件发生变化，比如货币增长水平降了下来，或者政府的货币政策收紧，真实的市场供求矛盾就会显现出来。
以上分析材料说明，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支撑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传统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撑原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引擎趋于弱化，经济增长降速趋势很难避免。
三、增长减速和新常态的重要原因
是宏观思路主动调整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结构问题遇到了非常突出的矛盾，经济就一定减速吗？我认为也不是。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只是增长减速的充分条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宏观思路的主动调整。
1.调增速并不是目前政府宏观调控的唯一选项
为了稳住经济下行势头，政府可以继续选择凯恩斯工具箱的操作，例如大幅放松货币总量，把M2的增长提升至20%以上；房地产的信贷调控闸门全部放开，鼓励资本炒作，放任房价高攀；财政赤字也大有提升余地，比如可以从2.3%提到3%；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全面放开……，这样做经济下行立马可止，增长水平会很快突破7%，上升到8%乃至更高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本届政府选择了新的宏观思路，调控轨迹变了。
本届政府一再强调，稳住宏观底线，不搞大规模刺激方案，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主线是转变发展方式，着力点是调整经济结构。依照我的观察，本届政府的宏观思路有五个要点：（1）合理下调增长预期指标；（2）强化矫正经济结构扭曲；（3）谨慎使用总量刺激手段；（4）社会就业作为核心指标；（5）深化改革创造新增长力。在这里，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下调增长预期指标，明确提出“中高速增长”，并确定指标下限为7.5%左右，底限为7%左右。
为什么要下调增长预期指标？已经有很多解释，我认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政府积极理性试错，让现实增长率更加符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行为。
2.潜在经济增长率、7%左右和政府积极理性试错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充分配置下达到的最优增长率，资源包括自然、人力、技术、管理要素，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关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或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很多学者早就提出现实增长率过高，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但怎样合理确定潜在增长率？却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从无共识的问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一个最简单计算办法，就是GDP长期平均水平。然而这个算法在中国经济环境中似乎不太靠谱，例如1991-2012年的GDP年均增长为10.93%，1980-2014年的年均增长为9.79%，这两个参照系数值都显然偏高。
从现实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靠近，实际上只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谁都无法知道真实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只有通过试错，逐步向其靠近，本届政府的探索、尝试很有新意。第一，选择长期就业水平而不是长期GDP增长水平，作为衡量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参照系指标。决策机构测算国内长期登记失业率为5%左右，以此基础测算GDP预期增长的下限和底限，分别为7.5和7.0%左右。这种政策设计无论在学理或是实践意义上，对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都很有价值。第二，更加积极、主动、果断地理性试错，2014年预期增长指标7.5%左右，经过一年运行，综合评价各方面情况，2015年果断下调为7.0%左右，这就是积极理性试错行为。7%左右的GDP 增长，同潜在增长率的偏差值有多大？是否需要继续试错调整？政府并未定论，还有调整弹性，这就是进步。
3.经济下行和新旧增长力“快打慢”效应
经济新常态下，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5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发电量、制造业PMI等重要宏观指标，都在低微增长区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为负增长。为了稳住增长，中央采取一系列再造微观基础和激发新市场活力的政策举措，短期内看好像不太见效，非议之论颇多，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新旧增长力“快打慢”效应在发生作用。首先是原有增长支点在强化结构调整中弱化，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快，例如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大量过剩产能，强化减产导致投资增长下降；又如一向蓬勃扩张的房地产业，由于行业虚张、资本过度炒作和泡沫化趋势扩大，在货币总量和信贷政策趋紧下，投资增长也在放慢。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支点和经济新引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慢，例如结构性降税普遍降费激励市场活力、金融政策调整向中小微企业融资倾斜、扩大重要部门的民营资本比例、政策改进加大内需消费拉动，以及加快实施三大战略，等等。这就产生了新、旧经济增长力的“快打慢”效应，一个快、一个慢，很难避免经济生活中出现骤变性问题，如某一时期增长下降过快甚至失速，某些行业的运行损失较大，某些部门的转型发展短期无解，等等，出现经济阵痛期。稳增长和调结构如何协调面临考验。
2015年，是经济新常态下坚持新的调控思路，力争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方面协调、平衡的关键一年。能否稳住7%？怎样稳住7%，难度不小。现在社会各方面对稳增长的问题特别关注，对政府能否通过适度刺激政策抑制经济下行的预期特别关注，对政府调控机构是否还有足够的稳增长政策储备特别关注，但我个人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有定力，越不能眼睛只盯住稳增长，越要全面坚持新的调控思路不动摇。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稳增长，政府当然要注意把握结构调整的力度与节奏，特别是不能无预备方案消减产能过剩，更积极地尝试使用符合市场规律的刺激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怎样的经济阵痛，只要没有发生颠覆性的事机，没有出现严重冲击7%左右的底限，就应该坚持既定调控思路，决不能稍有风吹草动，就轻易搬动强化扩张财政和货币刺激的杠杆，创新回到老路上去了。
进入2015年后，为了重振经济增长，许多地方政府都在酝酿新一轮庞大投资计划，仅沿海某省上报国务院的项目就有3520个，涉及投资约7万亿，其规划的自贸区面积为上海的19倍。这种情况说明，增长方式是有惯性的，回归增长惯性比增长减速更可怕。如果2015年的经济增长7%，仍然主要依靠国家大项目、大投入的支撑，仍然主要依靠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扶持，仍然主要依靠房地产重新大幅扩张的力挺，那就说明，新的调控政策失效，新经济常态失败。在这里，市场出清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4. 2015年7%左右的增长，市场出清而不是“政府出清”
市场出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对目前国内经济生活的意义是，周期性积压的产能过剩和商品房库存，通过市场买卖和竞争过程得到大量消化或基本消化，恢复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状态，在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市场出清的反面是“政府出清”，即在大量产能过剩和商品房库存仍不能消化时，政府顶不住压力，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水平，或者大规模直接买单，或者通过财政、货币杠杆刺激经济，人为放大总需求和预支总需求。“政府出清”可以短期内解决供求矛盾，但如此一轮一轮下来，结构问题只能越积越多，结构矛盾越陷越深。
2015年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市场出清率较高的增长7%左右，主要特点是：坚持以提振微观市场活力为主拉动增长；坚持不以政府投入特别是国家大项目、大投资为主支撑增长；坚持不大幅放松货币信贷政策，特别是不用大幅放松信贷来维持房地产繁荣。第二种是市场出清率较低的增长7%左右，主要特点是：提振微观市场活力的拉动力不足，维持7%左右的增长最终依赖政府投入活动为主，货币政策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大幅度放松，通过信贷支持维持、提升房地产销售与投资增长。
关于本轮“市场出清”的时间预判，可以用国内商品住宅的存销率做一个简单估算。据有关材料显示，截至2014年7月底，受有关机构监测，一、二、三、四线35个城市的商品住宅累计库存余量3.0216亿平方米，同比增幅达39%，35个城市累计存销比为22. 58个月，同比涨幅为61%。\[11\]按照这个数据，如果把存销比61%的涨幅降下来，再消化至少50%的积存量，需要1年半左右，当然这是很粗略估算，很可能时间会更长。把这个阵痛期挺过去，经济新常态会迎来新局面。
四、增长水平越走越低决不是
未来经济运行必然趋势关于经济新常态，国内学界不少人提出，7%左右的增长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中国出现更高增长水平的条件已经消失，未来10-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GDP增长水平只能会越走越低，越来越向一般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靠近。我认为这个结论可能不对。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期并未结束。如前所论，从总体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但深入观察还会发发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期并未结束。这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区域和城乡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生作用。
我们先以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产值比重为例。2013年，第二产业即工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占50%以上的有15个，比例为48.4%， 比重占45%以上的有8个，占25.8%，两者相加比例为74.2%。\[12\]即使像天津、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这样的国内发达地区，工业产值比例也都高过第三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第二产业比例大幅下降和第三产业比例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有北京、上海、西藏（应算特例）。
我们再看国内城市化发展状况。2013年，全国城市化率约为54%左右，但这是一个平均值水平的总体计算。实际情况是，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西部偏远地区，城市化率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不仅如此，中国3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通过大量征地扩展城市土地面积，但新增城市土地规模和新增市民数量在比例上极不对称，大量失地农民并未成为城市市民，出现了土地城市化率和人口城市化率的巨大差别。根据初略概算，2013年的人口城市化率只约为40-45%左右，如果这个数据基本可信，说明我们的实际城市化率同发达国家比还较大差距。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远未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也远未进入“后城市化时期”，更没有进入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低增长阶段”。持续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力，仍有在新形势下继续释放的空间。仅举以下两例。
1.投资驱动的强大增长拉动力仍会继续发挥作用
需求创造供给。为什么目前许多大规模投资活动，在社会融资信贷环境趋紧的情况下，仍然大范围内积极投入运作或筹措投入运作，例如更加系统化的国内高速公路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高铁运行体系、全国特高压电网的建设、大城市普遍投入的地铁工程、许多地方的智能城市建设等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实际上都是更高水平大规模城市化的继续扩展与深化。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30多年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三个重要缺陷，一是城市建设两极分化，新的重点城建设施华丽恢弘，堪比世界名城，同时大量老旧设施非常落后，地下设施老化，棚户区和城中村普遍大量存在；二是大中小城市发展分化，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优先获得大量资源和公共产品投入，同中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后者的发展现状，同决策部门希望构建数亿农民工最终归宿的战略构想，极不对称；三是城乡差距在新形势下出现新的扩大趋势，农民住房条件普遍改善，但许多农村公共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基本没有污水、垃圾处理设备，很多地方生活和生态环境恶化。这三个方面，都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必须大力改进的领域，也肯定需要持续大规模投入。
2.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开创制造业大进大出新格局
在中央政府确定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的三大战略中，我认为最能提供巨大增长潜力的是“一带一路”。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化发展遇到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期，利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大量引进贸易加工项目，大量引进发达经济国家的传统制造业项目，再把各种制成品大量出口海外，在国际市场上大进大出，迈出了中国工业化加入全球工业化体系的第一步，积累了大量资金，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得到最大实惠的是东部地区，一下子成长为中国最发达地区。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国际贸易口岸，深受区域劣势之苦，本地区的各种要素优势不能直接利用，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重大意义是开创中国的“西部陆向开放体系”，让中西部地区同国际市场直接对接，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巨大潜在优势，同“东部海向开发体系”相互联系，一东一西，一海一陆，两翼起飞，很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开创中国经济大进大出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很有可能使中国工业化发展获得新的爆发力。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方面，还有较大回旋余地。通过陆向国际港口，既可以同欧洲大陆国家直接对接，也可以实现联接北美大陆的更经济、更安全贸易通道，这就很有可能把全球一些具有很高产业水平的制造业（比如高端电子信息产品、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高端绿色环保产品等），大规模引入到中国来。这个时候，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就可能面临一种新变局，即东部沿海区域的低端制造业由于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大幅提高，逐步向境外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中西部引入和扩展更高水平的制造业，不但在产业技术水平上远超前者，而且很有可能在拉动经济增长力方面，也超过前者。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时期并未结束，由此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力，肯定不止以上两例。在此基础上，新成长起来的经济增长力也不断积极发挥作用，两者合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不会在7%左右的水平上越走越低，相反，超过7%左右的增长，甚至达到高于7%的增长，也并非是不可能的。未来15-20年时间，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时期将基本结束，在这个时间里，经济增长的曲线仍然有走高的条件和可能，是战略机遇期的最佳黄金时间段。在这个时间过去之后，中国经济或许就真要进入中速或中低速增长的阶段了。
［参考文献］
\[1\]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EB/OL\].http://www.bls.gov.
\[2\]欧盟统计局网站\[EB/OL\].http://ec.europa.eu/eurostat.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EB/OL\].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index.htm.
\[4\]\[5\]\[6\]\[7\]\[8\]\[9\]\[10\]\[11\]\[1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R\].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