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一早，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面，当日凌晨1点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张斌是清华计算机硕士，生前在一家公司负责一个项目的软件开发。据其妻子说，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他为了这个项目把自己活活累死了”。（4月7日《南方都市报》）
猝死于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死亡的当天凌晨还发出一封工作邮件……清明节前所发生的这一幕，所刺痛的恐怕不只是死者的家人。于一个快速运转的社会，这样一场猝不及防的死亡，想必会撩拨不少人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如果从相关统计数据看，这一现象或许比我们不时在新闻中看见的极端案例要普遍得多。早在2012年，就有调查显示，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而有关医学调查也表明，我国的亚健康人群比例高达70%。
面对就发生在身边的过劳死，旁观者第一时间或许会下意识地反思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但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包括所有的死者在内，其实绝大部分人都面临着不得不处于那样一种潜在“危险”的困境之中。事实上，过劳死一词源自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它本就不是一种临床医学上的概念，而是属于社会学范畴。
具体到我们的社会背景下，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物质的繁荣时，也直接将所有人导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竞争状态。尤其是在“任劳任怨”“勤劳致富”等传统观念影响下，因竞争而忽视身体的隐疾，更成为一种不自知的常态。譬如张斌在猝死之前，长期连续加班，但迟至死亡都未引起任何警惕。也正因为此，当我们谈论过劳死时，其实很少着眼于公共层面，而往往更多是止步于个人生活习性的反思上。个体之变当然殊为必要，但离开特定的社会背景来谈论如何避免过劳死，在很多时候或只能是徒有“身不由己”之叹。
有必要提醒的是，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与行业大转型的当下，社会与行业的变迁传导到个体身上，就将引发更大的过劳压力和精神上的焦虑。因此，呼吁强化对于过劳死的公共干预已经刻不容缓。
以日本为例，据相关资料显示，为了防止过劳死的蔓延，就曾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如果疲劳过度以及疲劳过度导致自杀被认定为劳动灾害(相当于我们的工伤)，可以提起劳灾保险申请，从而能够享受到疗养补偿、损害补偿、遗属补偿等。近年来，日本则开始修改过劳死认定标准，从只调查死亡之前一个星期内的工作状况改为调查六个月内的情况，以掌握“疲劳积蓄度”，如出差的频繁程度、工作环境等。这些都从强化后续救济方面来倒逼用人单位弱化用人上的过劳局面。但在我们这里，对于过劳死，无论从医学还是相关法律上都尚缺乏清晰的定义，这既导致过劳死发生后，死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权利赔偿，也很难真正使得用人单位与相关部门成为化解过劳死的反思者与行动者。
不可否认，“过劳死”的出现有着很强的社会属性，包括社会的劳动文化、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等，可以说是诸多发展问题在人身上的“化学”反应。因而它的缓解与避免很难说能够通过某种措施达到立竿见影之效，但作为一种已经看得见的“威胁”，公共层面的重视，却必须加速。不能对普遍性的死亡危机无动于衷，这应该是一个人本社会所必须兑现的公共底线。
